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县委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用管他！”
1935年，四川大渡河边，枪声如雷，铁索桥在风中摇晃。十八名红军勇士匍匐前进，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桥下是湍急的河水。队伍中，一个年轻的身影格外显眼，他咬紧牙关，双手紧握铁索，带头冲向对岸。他叫侯礼祥，那一刻，他是长征路上的无畏先锋。
几十年后，1973年的一个夏日，武汉军区司令部内，杨得志将军翻开一封泛黄的旧信。信封上，熟悉的笔迹写着“侯礼祥”三个字，勾起了他尘封的记忆。杨得志的目光沉重，信中所述的遭遇让他心头一震——这位长征中的英雄，如今却被困在湖北江陵县的一个小村庄，病重在床，背负着“特务”的骂名，生活困苦不堪。
杨得志攥紧信纸，决定亲自下乡，探望这位老战友。
杨得志驱车颠簸数小时，来到江陵县一处偏僻的村庄。村口，泥泞的小路旁，枯黄的稻田在夏风中摇曳。侯礼祥的家是一间低矮的土房，墙角长满青苔，屋内光线昏暗，只有一张木床和几件破旧的家具。侯礼祥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咳嗽声断续响起，腿上的旧伤让他连翻身都困难。
杨得志站在床前，喉头哽咽，昔日战场上那个冲锋在前的营长，如今怎会落得如此境地？ 陪同的县委干部察觉到杨得志的怒意，忙解释：“他被怀疑是特务，档案里名字也不对，组织上没法确认身份。”杨得志猛地转头，目光如刀：“特务？他是我红军一营的营长！泸定桥上、大渡河边，他拿命换来的胜利，你们凭什么这么说？”
干部低头不语，气氛凝重。杨得志心中的疑问却更深了：一个红军英雄的身份，怎会变成一桩悬案？
侯礼祥，1911年出生于湖北江陵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时父母双亡，流浪到江西，机缘巧合加入红军。入伍后，他凭借一腔热血和过人的胆识，从普通士兵升至营长。长征路上，他跟随杨得志所在的红一军团，参加了大渡河强渡、泸定桥突袭、腊子口攻坚等生死之战。尤其在泸定桥战役中，他作为“十八勇士”之一，冒着枪林弹雨爬过铁索桥，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立下赫赫战功。
1939年，侯礼祥在一次战斗中右腿重伤，子弹打穿了大腿骨，险些丧命。伤势过重，他无法继续上前线，组织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决定送他回湖北老家休养。因老家属国统区，组织安排他化名“侯文彬”，潜伏下来，担任国民党联保主任，暗中为革命收集情报。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他将红军身份证明藏在床底的木箱中，谨慎行事。
然而，命运弄人，当地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更糟的是，小偷潜入家中，偷走了那个装有证明文件的木箱。从此，侯礼祥的红军身份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再无踪迹。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本以为能重获清白，却因档案中只有“李祥”的记录，而他恢复了本名“侯礼祥”，身份无法对上号。更致命的是，他当年的联保主任经历被误认为是“叛变”。1950年代，他被当作“潜伏特务”审查，百口莫辩。最终，他被遣回老家务农，带着一身旧伤和“叛徒”的骂名，过起了艰难的生活。
1971年，听说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任司令员，侯礼祥燃起希望。他拖着病体，沿途乞讨、搭便车，风尘仆仆赶到济南军区门口。哨兵见他衣衫褴褛，起初不愿放行，但他亮出红军老兵的身份，执意要见杨司令。杨得志闻讯赶来，见到侯礼祥的模样，双眼泛红，紧紧握住他的手：“李祥同志，你受苦了！”他当即写下证明信，确认侯礼祥的红军身份，但地方干部仍以“联保主任”经历为由，拒绝恢复其名誉。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离江陵更近，他决心彻底为老战友洗清冤屈。他再次前往侯礼祥家中，看到老战友病情加重，生活愈发艰难，心中的怒火再难压制。他联系了另一位老战友、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两人联手梳理侯礼祥的经历，回忆长征中的点点滴滴，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杨得志还向叶剑英元帅汇报，请求调阅延安时期的档案。 经过多方调查，江陵县档案馆终于找到一份尘封的记录，证实侯礼祥当年的联保主任身份是组织安排的潜伏任务，而“李祥”确系笔误。1975年初，一份正式文件下发，侯礼祥的红军身份得到恢复，被确认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每月获40元补助，医疗费用全报销。
当地政府还为他安排了一间新房。侯礼祥拿到文件的那一刻，泪水滑过他布满皱纹的脸庞。他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第一次向乡亲们讲述起长征的故事，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
恢复身份后的侯礼祥，虽身体虚弱，但精神焕发。他常常拄着拐杖，坐在村口给孩子们讲红军的故事，讲到泸定桥上的枪声时，眼中仍闪着当年的光芒。他将国家发放的慰问金捐给村里的贫困学生，说：“我老了，这些钱给孩子们读书，将来为国家出力。”他的故事在江陵县传开，乡亲们从最初的冷眼到敬佩，渐渐围拢过来，听他诉说那段峥嵘岁月。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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