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十月，大唐宰相房琯上了一道奏章，请求领兵收复长安、洛阳，唐肃宗李亨大喜，将兵权交与房琯，命他统筹战事。 那年十月，新登基不久的李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被迫逃亡四川，在途中处死了宠妃杨贵妃以求自保。 还没等玄宗在成都安定下来，就得知太子李亨已在灵武擅自登基，并且尊奉他为太上皇。 这个消息让他怒不可遏，他很清楚，自己这个位置坐得并不稳当，迫切需要一场显赫的胜利来压过父皇的权威，证明他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者。 在当时的情况下，用人成为肃宗头疼的问题，“安史之乱”的烽火，让朝廷对武将产生了极深的猜忌。 当时，能征善战的将领并不匮乏，久经沙场的郭子仪、李光弼，以勇猛著称的李嗣业，出身胡族且同样英勇的仆固怀恩等，皆为其中翘楚。 但这些人，他一个都不敢完全信任，这些人能力太强，功高震主，可让谁来掌兵才放心呢？ 就在这个关口，宰相房琯挺身而出，此人精熟史书典籍，常常援引春秋战国、汉魏诸代的著名战例，俨然就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大唐良相。 此时主动请缨领兵收复两京，正中肃宗下怀，李亨喜出望外，立刻将重任委派给了他。 李光弼听闻之后脸色有些复杂，不由自主地看向郭子仪，郭子仪当时站在一旁，没有任何异样，甚至还表示将全力配合房宰相的军事行动。 李光弼深知房琯在军事上的真实水平多么“堪忧”，他不相信历经百战、眼光老辣的郭子仪会看不出来。 既然看出来了，郭子仪为何如此平静？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很快，肃宗颁下诏令，授予房琯“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 虽然对房琯寄予厚望，但他也不糊涂，深知战争关系到国运兴衰，特意叮嘱：打仗是性命交关的凶险之事，遇到难处也务必多向身经百战的老将请教商议，集思广益才好。 这话本来是好意，但房琯听了却激动起来，认为自己被轻视了，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自己的才能完全有能力对付叛贼，根本不需要和其他人商量。 要知道打仗选的大多数武将，他倒好竟选些信的过的官员，以文官主导的唐军部队，开出灵武，向长安方向进发。 房琯的战略部署看起来有条不紊，他命令大将李光进、刘贵哲和杨希文各领一路兵马，三路人马分头挺进，互相配合照应，形成合力直扑长安。 经过数日行军，在十月二十日左右抵达咸阳以东的便桥附近，此时，叛军也闻风而动，安守忠亲率主力部队前来迎战，恰好与唐军在桥东边遭遇。 狭路相逢，双方都有些措手不及，摸不清对方虚实，于是选择了各自安营扎寨，一时间战场陷入了短暂的僵持，都在观察和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开战时机。 第二天，唐军帅帐里召开了战前部署会议，发现叛军阵营整齐，军势显得很盛。 次日清晨，决战的时刻到了，安守忠指挥叛军队伍严阵以待，忽然，唐军营门大开。 伴随着巨大的动静，数千头健牛拖拉着沉重的两千辆大车，朝叛军阵地碾压而来，这正是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大阵”。 然而，敌军阵营中并未显出慌乱，突然间，成百面巨大的铁皮战鼓同时被猛烈敲响，牛天性怕巨大噪音，被惊得失魂落魄，再也顾不上往前冲了，掉头冲向唐军士兵们。 更要命的是，叛军还迅速下令点起了大量草料、柴堆等易燃物，大股的浓烟伴随着燃烧跳跃的火焰，在唐军阵前方和两翼升起。 受到惊吓已然发疯的牛群，看到前方燃起的火焰，更是不敢向前冲了，只能在唐军阵营中心区域更加疯狂地打转、冲撞。 刹那间，唐军阵营被搅得天翻地覆，溃不成军，士兵们被撞倒、被踩踏。 安守忠果断下令，严阵以待已久的叛军精锐部队，立刻如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已经完全失去组织、一片混乱的唐军大队人马，发起了致命的冲锋。 这一场发生在咸阳东边、便桥附近的重要战役，最终以唐军空前的惨败告终。 而房琯精心组织的五万主力大军，在叛军的声光反制、趁乱猛攻之下，伤亡和被俘的人数高达四万有余。 房宰相本人带着少数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回彭原，向皇帝报告失败经过时，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李亨听完汇报，脸涨得通红，额头青筋绷紧鼓胀。 巨大的希望变成了惨痛的现实，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最后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无奈说道：“房爱卿，你尽力了，可带兵打仗的之事，终究还是需要真正懂得用兵的人来做，你先回去好好歇息吧。” 当时著名的诗人杜甫，是房琯的好友，听说这场悲剧后，悲愤难当，挥笔写下：“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诗句痛彻心扉，直指长安民众被抛弃后日夜期盼官军的无助心情。 本就处于惊弓之鸟心态的肃宗李亨，读到杜甫这首直白记录败绩惨状的诗句，更是火上浇油，勃然大怒。 杜甫本想为好友和阵亡将士说句公道话，结果反而很快被肃宗下令免职，被迫离开了朝廷，回家乡去陪伴家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