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质问钱大钧，巨额空军款项和购买的飞机哪里去了。钱大钧沉默不语，蒋介石大怒，让其停职反省，并派人调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内枪声大作。钱大钧从睡梦中惊醒，起初还以为是哨兵走火，等听到密集的枪声才知道大事不妙。他匆忙披衣持枪冲出房间，试图组织卫士抵抗。就在他绕过温泉台阶转向左侧时，一颗子弹从背后射入，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衫。即便如此，这个江苏苏州出身的硬汉依然没有放弃，伏在地上继续观察战况，指挥仅剩的卫士做最后的抵抗。 等到张学良的士兵冲进院子，钱大钧和蒋介石都成了俘虏。蒋介石脸色苍白地说：＂你们打死我吧。＂孙铭九却坚定地回答：＂不打死你，叫你抗日！＂这一夜，蒋介石的秘书、卫士总共十七人丧命，而钱大钧背上那个血洞，本该成为他忠诚的最好证明。 可回到南京后，事情却变了味。钱大钧躺在医院里养伤，不知道外面已经有人在蒋介石耳边嘀咕：＂钱大钧是不是张学良的内应？＂戴笠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说蒋介石的火车头以＂维修＂为借口被开走，开走后却没有任何维修痕迹，而负责这件事的正是钱大钧。 蒋介石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终于忍不住召见了病床上的钱大钧。面对质疑，钱大钧悲愤交加，当场脱掉上衣，毫无保留地展示背上那道触目惊心的枪伤：＂委座，这就是我在事变那天为了保护您而负的伤，我的忠诚天地可鉴！＂ 蒋介石看着那道伤疤，一时无言。事后虽然给了些安慰，表面上恢复了对钱大钧的信任，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从前。钱大钧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直接参与最高决策的机会越来越少。 为了彻底证明自己的清白，钱大钧甚至找出了当时被血染透的衣服，拿去给蒋介石看。这种近乎绝望的自证方式，让蒋介石一时尴尬无比，又是一番安抚。但钱大钧心里清楚，那层薄冰般的信任关系，随时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彻底破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钱大钧被调离了侍从室。表面上的理由是工作调整，实际上却是因为有人向蒋介石检举他的贪污行为。蒋介石本想严厉处分，但经过宋美龄的斡旋，钱大钧不但没受什么处分，反而又得到了航空委员会参谋长和航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在1938年下半年的一个午后，重庆上空再次响起了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蒋介石站在防空洞外，看着远处升起的浓烟，脸色铁青。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几乎每天都要遭受日军的空袭，而中国空军的抵抗力量却显得如此薄弱。 ＂钱大钧！＂蒋介石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带着明显的怒意。 钱大钧匆忙赶到，还没来得及站稳，蒋介石就劈头盖脸地问道：＂我要调空军保卫重庆，你给我什么回复？＂ ＂委座，实在是……＂钱大钧支支吾吾，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 ＂实在是什么？无机可派？＂蒋介石的声音越来越高，＂政府划拨的几千万购飞机专款哪里去了？＂ 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钱大钧沉默了。他低着头，双手紧握，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蒋介石见他这副模样，更加愤怒：＂国难当头，抗敌护国的钱也敢挪用，把他先拘押起来，交司法审判，该枪毙的枪毙！＂ 其实钱大钧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笔钱的去向。那几千万的购机专款，大部分都被宋美龄挪用了其他用途。作为航委办公厅主任，他不过是个执行者，但现在却要为这笔巨额亏空背黑锅。说出真相是死路一条，不说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回想起来，钱大钧在这个位置上的贪腐行为确实不少。1938年初，他经宋美龄批准分配航空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被人密报给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就已经对他的屡戒屡犯感到愤怒，决定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 更早的时候，在保定行营任主任期间，钱大钧就因为贪图享乐而声名狼藉。他经常乘坐特备专车，带着二夫人欧阳生丽往返于北京和保定之间，以馈送河北有关将领为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仅此一项就贪污了十多万元。杂牌军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还送给他好几张名贵的貂皮。其他各路将领对钱大钧的＂孝敬＂更是数不胜数，以至于保定行营的人都把＂钱大钧＂三个字颠倒过来，讽刺他为＂钩大钱＂。 那一次也是有人向蒋介石告密，罗列了钱大钧贪腐的种种事实。蒋介石看后大怒，下令调查。经查属实后，蒋介石本想将其撤职查办，后来经过何应钦求情，才法外开恩，让钱大钧逃过一劫。 但这一次不同，空军经费亏空足足八千万，这个数字实在太过惊人。钱大钧本以为这次自己肯定难逃一劫，因为他心里明白，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而自己不过是个替罪羊。身为航委办公厅主任，不替蒋夫人背这个黑锅，还能指望谁去背？ 奇怪的是，过了一些日子，这件购机专款亏空的事情竟然没有了下文。钱大钧依然还是他的航委办公厅主任，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