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8岁张大千向女儿闺蜜徐雯波求婚，不久后洞房花烛夜，16岁的徐雯波羞答答地喊道：“伯伯。”却被张大千连忙捂住嘴巴，说道：“从今天开始，叫我千哥哥。” 1943年的成都青羊宫，住着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他的画室门庭若市，全国各地的学画之人络绎不绝，都想拜在这位画坛巨擘门下。 那年秋天，一个穿着旧布裙的少女背着画本走进了张大千的画室。她叫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班同学。第一次踏进这个艺术殿堂，她显得格外拘谨，眉眼清澈，神情安静，与那些争相表现的求学者截然不同。 张大千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女孩。她不像别的少女那样叽叽喳喳，而是安静地站在一旁，手里紧紧攥着自己的画作。当她怯生生地展开画本时，张大千惊讶地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学生竟然有着不俗的绘画天赋。笔触虽然稚嫩，但构图用色都颇有灵性。 最初，张大千只是把她当作普通的学生来指导。徐雯波也总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张老师＂，认真听取每一句点评。可是随着接触的增多，这位48岁的画坛宗师竟然对这个18岁的少女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从简单的绘画指导，到邀请她一起用餐，再到后来房门上悄悄挂起帘子，帘子外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一切的变化，都在张心瑞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发生着。作为女儿的她，只是觉得父亲对这个同学格外关照，却不知道父亲的心思早已不在师道之上。 那一天，张心瑞无意中撞见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她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从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眼圈红红的，手里拿着一幅父亲亲手画的仕女图。那一刻，聪明的张心瑞瞬间明白了一切。她什么话都没说，转身摔门而去，从此再也不愿意回到这个家。 张大千对女儿的愤然离去没有任何解释，他向来不是一个善于解释的人。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三位妻子，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可是面对徐雯波，他还是动了心，并且决心要娶她为妻。 1947年，当张大千公开宣布要娶徐雯波为＂第四夫人＂时，整个社会都炸了锅。前三位夫人震怒不已，尤其是第二位夫人黄凝素，她指着张大千愤怒地质问：＂你疯了吗？你这是娶自己女儿的姐妹！＂ 外界的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国画大师，竟娶闺蜜＂＂老来风流＂＂禽兽不如＂，各种指责声铺天盖地。可是张大千毫不在意这些非议，他公开对外界说：＂徐雯波是我的知己。＂ 婚礼如期举行，请帖上赫然写着＂第四夫人＂四个大字。洞房花烛夜，18岁的徐雯波羞答答地脱口而出：＂伯伯。＂张大千连忙捂住她的嘴巴，温声说道：＂从今天开始，叫我千哥哥。＂ 在1949年的秋天，局势骤然变化，张大千匆忙决定离开大陆前往台湾。他手里只有两张半船票，带上了妻子徐雯波和另一个女儿张心沛。那半张票，本来是留给刚满一岁的小儿子张心建的，可是张大千最终还是把孩子留下了。 徐雯波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想带走孩子，却被张大千拦住了。＂孩子会拖累你。＂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把张心建托付给了前妻曾庆蓉。那个一岁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 曾庆蓉是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最早和他离婚的那个。她接过这个孩子时心情复杂，既不爱这个孩子，但也没有丢弃他。在她眼里，张心建更像是个工具，而不是需要疼爱的孩子。 张心建从小就特别胆小，不爱说话，整天沉默寡言。他从来不问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因为他知道就算问了也不会有人告诉他真相。每年生日的时候，只有邻居家的一个老奶奶会记得给他送一块糕点，除此之外，再没有人在意这个孩子的存在。 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忙着画画、收徒、开展览，从来没有过问过这个儿子的近况。徐雯波也仿佛彻底忘记了自己在大陆还有一个亲生儿子。他们在台湾安定下来后，生活渐入正轨，却从未想过那个被留下的孩子过得怎么样。 长大后的张心建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你是张大千的私生子。＂＂你妈是你姐的朋友。＂＂你爸娶你妈的时候，她还在上学。＂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在他心上。他一开始不相信，后来慢慢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身决定一切。张大千在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分子＂、＂右派＂、＂逃台文人＂，这些政治标签像铁链一样捆绑在张心建身上。他想换名字、换身份证，躲在城市的角落里打工，可是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有人像看标本一样看着他：＂张大千的种，混得也就这样。＂ 最后一次有人和张心建说话，是在单位食堂里。有个同事笑着对他说：＂听说你爸留给你妈几千万。＂张心建没有回答，只是放下筷子，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他来到火车站，没有买票，就站在月台边上看了两个小时的火车来来往往。 凌晨两点，他选择了卧轨自杀。没有留下长篇大论的遗书，只是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那句话：＂这辈子太苦了，不想有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