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香港富商胡应湘花30亿承建了虎门大桥，他豪言：“等收回成本后，我就把这座大桥捐给国家！”可谁想到，这桥日均进账400万，一年超10亿元的收入，面对这巨大的财富，他真的会实现承诺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珠江三角洲，正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香港与广东之间隔着一道宽阔的珠江口，货船在浑浊的江面上来回穿梭，汽车在虎门渡口排起长队，司机们摇下车窗抽着烟，望着对岸若隐若现的东莞虎门镇叹气——这条水路就像横在粤港经济动脉上的刀疤，把本该流动的财富生生截断。 他叫胡应湘，合和实业掌门人，此刻正盯着手里那张泛黄的珠江口地图，五年前他投资修建的广深高速刚通车，现在每天车流量突破十万辆，这让他更加确信：要彻底打通珠三角的任督二脉，必须建一座跨江大桥。 这个念头在1991年变得急迫，虎门汽车轮渡开通不到半年，每天七千多辆车挤在码头，渡轮像老牛拖破车般来回摆渡。 有次胡应湘亲眼看见，两辆装满电子元件的货车因为抢渡轮位置发生剐蹭，价值百万的精密零件撒得满地都是。港商们聚在东莞酒店抱怨：“胡先生，我们厂子每天光等渡轮就要烧掉两千块油钱！” 胡应湘带着二十箱工程图纸走进广东省政府大楼，会议室里，专家们传阅着标满红线的设计图：主跨888米的悬索桥，桥下要过十万吨货轮，抗16级台风。 有位老工程师推着老花镜直摇头：“小胡啊，咱们连长江大桥都是苏联人帮着建的，珠江口风大浪急，搞这么大跨度要出事的。” 胡应湘把美国带回的悬索桥资料拍在桌上：“当年詹天佑修京张铁路，洋人也说不可能！” 资金缺口更让人头疼，三十亿预算相当于当年广州全年财政收入的1/3，省里只能拿出七成。 胡应湘带着团队在港岛中环的写字楼里连轴转，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们听完方案直摆手：“胡生，跨海大桥回报周期太长，不如炒楼实在。” 最后还是他父亲——“的士大王”胡忠押上家族产业作担保，才从汇丰银行贷出救命钱。 1992年10月28日，威远岛爆破声响彻珠江口，工人们发现，这位身家过亿的老板天天戴着安全帽泡在工地。有次台风来袭，他非要亲自检查锚碇基坑，差点被巨浪卷走。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当烟花在维港绽放时，虎门大桥的钢箱梁正在吊装最后一节。总工程师王中文记得，胡应湘那晚在工地食堂敬酒时说：“这座桥就是咱们送给回归的贺礼！” 通车首日，胡应湘开着奔驰车第一个驶过大桥，收费员要给他开VIP通道，他摆手坚持排队：“我现在就是个普通车主。” 收据上“40元”的数字让他五味杂陈——这个定价是他顶着股东压力定的，既要尽快回本又不能加重物流成本。 没想到三个月后，日均车流就突破五万辆，收费站点钞机昼夜不停，钞票要用麻袋装运。 2005年的股东会上，董事们看着审计报告眼睛发亮：大桥年收入突破十亿，远超预期。 有人提议延长收费期限，胡应湘突然起身：“二十年前我说过，回本就把桥交给国家。” 会议室鸦雀无声，有个英国股东摔门而去：“你这是在拿我们的钱充大方！”第二天《南华早报》头版标题刺眼：“爱国商人还是商业蠢材？” 交接仪式那天，胡应湘摸着桥栏杆对交通部长说：“当年詹天佑要是知道咱们能造这样的桥，该多高兴。” 如今虎门大桥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黄金通道，每天近十万辆车穿梭如织，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在收费站坚持排队付钱的老头，早已把这座“摇钱树”无偿交给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