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1940年的常熟城里，茶馆二楼临窗的座位总坐着个穿军装的男人，这人就是日本宪兵队长藤田久雄，手里端着青花瓷茶盏，眼睛盯着街上往来的百姓。 他喝茶有个怪毛病，总要把茶盏转三圈才肯抿一口，像是在享受茶水凉热正好的滋味，可这年秋天的下午茶，他再也没能喝完。 要说藤田干的那些事，常熟城的老百姓能说上三天三夜，那年头日本人搞“清乡运动”，说是要维持治安，实则是把老百姓家里翻得底朝天。 藤田带人闯进王家那天，正赶上王家媳妇怀着七个月身孕，老王家地窖里藏着半袋红薯干，那是预备着媳妇坐月子吃的。藤田的皮靴踩得木楼梯咯吱响，刺刀尖挑开米缸盖子，红薯干哗啦啦撒了一地。 王老头跪在地上直磕头，说这是给未出世的孙子留的活命粮，藤田的指挥刀蹭着孕妇的肚皮划拉，刀尖上的血珠子滴在青砖地上。 后来街坊们都说，那天听见的惨叫声能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等日本兵扛着红薯干走了，王家院里就剩下三具尸首，孕妇肚子被豁开的口子像咧着笑的恶鬼。 这还不算完，城里小学堂的三个教书先生，就因为不肯教娃娃们说日本话，被藤田关进宪兵队地牢。有人亲眼看见日本兵抬出来三个木桶，里头泡着红彤彤的辣椒水。 过了三天，牢房墙根渗出来的水都是暗红色的。等尸体挂在城门口示众，眼尖的人发现三个先生的眼睛都成了血窟窿。 这些事情传到军统上海站的耳朵里，戴笠亲自批了“锄奸令”，可要杀藤田谈何容易？这家伙出门必带八个保镖，汽车都是防弹的。 唯独每个礼拜三下午，他雷打不动要去花园茶馆喝茶，说是要体察“支那民情”。军统特工蒋履苹接到任务时，摸了摸别在大腿内侧的勃朗宁手枪——这把枪还是她父亲留下的。 说起蒋履苹，也是个苦命人，父亲原是沪宁铁路的调度长，淞沪会战那年，上海北站挨了日军轰炸。老蒋调度长被炸断双腿，临死前用血在站台上写了“杀寇”两个字。 那年蒋履苹才16岁，抱着父亲血衣参加了军统的青浦特训班。别的姑娘学绣花，她学的是拆装枪械；别人背《女儿经》，她背的是东京街道图。 这次行动前，蒋履苹在茶馆对面裁缝铺蹲了半个月，她发现藤田每次喝茶都要续三回水，保镖们守在楼梯口，二楼就他一个人。最要命的是茶馆老板养了条大黄狗，见着生人就吠。 行动那天，蒋履苹穿了件月白旗袍，开衩处露出裹着丝袜的腿——丝袜里藏着消音手枪。她特意在旗袍上洒了狗喜欢的肉包子味，果然那黄狗凑过来直摇尾巴。 下午三点钟，藤田照例坐在老位置，蒋履苹端着茶盘往楼上走，保镖刚要拦，看见她旗袍下摆沾着片茶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暗号。 等走到藤田跟前，她假装被椅子腿绊倒，整个人往藤田怀里栽。说时迟那时快，勃朗宁手枪隔着旗袍顶住藤田心口，噗噗两声闷响，藤田手里的茶盏摔在楼板上，青花瓷片溅得到处都是。 茶馆外头接应的同志看见蒋履苹出来时，旗袍领口的盘扣松了两颗。她边走边拢头发，顺手把发髻里的毒药丸塞回耳环——这是预备失手时用的。 第二天常熟城的布告栏贴出通缉令，悬赏五百大洋抓“穿白旗袍的女共党”。其实蒋履苹早坐船到了太湖芦苇荡，她蹲在船舱里擦枪时还在想，父亲写的“杀寇”那两个字，该用藤田的血来描红才对。 后来听城里眼线说，藤田的尸首运回日本时，棺材里塞了二十斤石灰，那些被他害死的老百姓要是在天有灵，看见仇人落得这个下场，也该闭眼了。 信源：《暗香行动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