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全家回国。船到夏威夷时，有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指着钱学森，质问船长：“知道他是谁吗？竟让他住三等舱！” 44岁那年空气已经有了凉意，钱学森攥着皱巴巴的船票站在甲板上，那是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正在破浪前行。5年来的曲折经历在脑海中翻腾，当时谁也不知道，三等舱某个角落蜷缩着的乘客，将会改变整个东方大国的命运轨迹。 1950年8月，美国海关扣下了钱学森八箱行李，包括两千多斤书籍资料。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刚递交回国申请，转眼就被扣上“间谍嫌疑”的帽子。 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他帕萨迪纳的住宅旁日夜轮守，连邮箱里的广告单都要拆开检查。“钱先生进入杂货店五分钟，买了面包和黄油。”这样的监视报告现在还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 那年秋天特别冷，移民局把这位空气动力学权威关进特米诺岛监狱，15天不让睡觉。强光灯24小时照着铁栅栏，看守每隔十分钟就进来查房。等朋友凑齐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时，钱学森已经瘦了30斤，嗓子都说不出话来。 这还不算完，接下来的5年里，他每个月都要向移民局报到，家里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监听着，只要和中国人说话就要被问话。 但这些都比不过那年春天收到的家书，钱学森在北京师范附小念书时的老师，托人辗转寄来一本《工程控制论》的中文版。 油墨都还没干透，扉页上写着“抛砖引玉”四个毛笔字。他摸着凹凸的铅字印痕坐了一整夜，房间里全是手指被香烟熏黄的味道。 转折出现在菜市场，1955年6月，钱学森一家出门采购时，妻子蒋英装作无意甩开盯梢，冲进公用电话亭往北京发了封电报。 这封电报辗转到周恩来总理案头，三个礼拜后，在日内瓦谈判的中方代表突然拿出十一个美军飞行员战俘名单。 美国人这才松口，用钱学森来换这些会开飞机的年轻人。后来五角大楼的报告里写：“这个交易就像用五个坦克师换了个炊事班。” 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还留着未拆封的纸箱，当年同事们都以为他会带走那些宝贝仪器，没想到最重的家当是八百公斤手写稿纸。 上船前移民局的搜查队在船舱里翻了三遍，只找到《农业知识手册》和《本草纲目》——谁会想到那些草稿纸上的公式，正在太平洋上悄悄变成东风导弹的理论支柱？ 船过夏威夷那天出了件怪事，头等舱有位白发老太太发现三等舱乘客的身份，揪着船长衣领说这是给美国造过火箭的大科学家。船长室立刻腾出三间套房，摆着雕花铜床和波斯地毯。 但钱学森整夜都坐在舷窗边，望着北斗七星的位置在计算着什么。随船的警卫后来回忆，那个中国教授口袋里总揣着个小本子，看见什么都往上记数字。 其实美国的挽留手段很多，移民局给过绿卡许诺，军方开过三十万美金的年薪支票，五角大楼特许他接触绝密文件。 可当钱学森在听证会上说“我是黄帝子孙”时，审判官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记录本上。他对劝留的老同事们说：“国为根本，没有根的树开不出花。” 漫长的二十天航程里，他整理了二十本笔记，有船员看见他在餐厅用番茄酱画轨道曲线，服务员收拾桌子时差点擦掉了关键公式。 等到香港水域的引水船出现时，箱子里已经塞满关于导弹推进器的新构想。后来钱学森说起这段经历，总要提到那艘老邮轮：“船晃得厉害，但想到祖国海岸线，手就不抖了。” 踏上深圳罗湖桥那天是国庆节刚过，接站的同志要带他们住招待所，钱学森摆摆手直奔科学院的临时办公室。 据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这位大科学家在黑板前站了二十八小时，写满四遍粉笔才肯休息。走廊里摆着的行军床，他睡了整整三个月。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1960年酒泉升起的第一枚导弹，用的就是他船上画的燃料配比方案。 美国人后来拆解缴获的导弹残骸时，发现发动机喷嘴的曲线和他们正在研究的型号惊人相似——都是当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发表的论文数据。 据说钱学森收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啃窝头，听完只是笑了笑：“公式本来就在那儿，能算出来的人自然算得出来。” 钱学森到北京后给她寄过明信片，背面印着长城烟花绽放的图案。可惜明信片在旧金山海关被扣了十年，等老太太收到时，寄信人已经领着团队在戈壁滩试射洲际导弹了。 如今每个去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的人，都能看见馆藏资料里夹着几张泛黄的船票存根，三等舱的票价栏上还留着美国海关的蓝墨水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