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底，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视察时，突然对秘书梅白说：“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随时可以见。”梅白有些懵，试探问了一句：“是不是李达？”毛主席点了点头。 1956年5月底的这次会面，让两位老友跨越三十多年的情谊再次得到印证。 毛泽东破例允许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随时面见，这个特殊安排背后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一段重要往事。 1920年，27岁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听说有位叫李达的湖南老乡从日本留学归来。 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青年带回来几大箱外文书籍，其中不少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 两个年轻人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围着炭火盆长谈，炭灰在谈话间扑簌簌落在翻开的德文原版书上。 这次会面催生了重要合作，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李达作为上海代表参会，负责会议筹备和文件起草。 当时最年轻的代表毛泽东后来回忆，李达把自家客厅腾出来当会场，连煮饭的厨子都是从湖南带过去的同乡。会议期间李达通宵校对文件，用毛笔誊抄材料的场景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党组织发展，李达在宣传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1922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特意请这位笔杆子硬的同乡担任校长。 当时学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用的就是李达编译的教材。 他主持的《新时代》杂志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毛泽东那篇剖析军阀割据的文章就发表在这本刊物上。 1923年国共合作时期，李达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论，愤而退出党组织。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李达年谱》记载，他离开时说过"与其做个违心的党员，不如当个说真话的学者"。此后二十年，他潜心翻译《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撰写的《社会学大纲》被延安方面列为干部必读书目。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学术成果。 1937年延安收到李达新著，毛泽东在油灯下逐页批注，写下"鹤鸣兄真乃黑旋风李逵，大斧劈开混沌"的评语。 这些批注后来被李达珍藏，1949年两人重逢时，发黄的笔记本上还能看见当年用毛笔写下的潦草字迹。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托人给李达捎去密信。这封用"某公司发起人"署名的信件现存武汉大学档案馆，信中提到"兄台二十余年守得云开，当共谋大业"。 1949年5月李达抵达北平，毛泽东派专车接他到香山住所，彻夜长谈时还特意嘱咐厨房准备湖南腊肉。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受命重建武汉大学。据《光明日报》1953年报道，这位校长办公室堆满待审的论文稿，墙上挂着自书的"实事求是"横幅。 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带着学生到工厂农村调研，常说"马列主义不是供在神龛的菩萨，要拿到太阳底下晒晒"。 1956年的武汉会面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长谈。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会客室里摆着两把藤椅，茶几上放着李达刚出版的《<实践论>解说》。 五个小时的谈话涉及苏联模式、理论教育等重大问题，李达直言有些干部"把马列主义当经文念"，毛泽东当场嘱咐秘书记下这些意见。 晚年李达在病床上完成《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事迹，被收录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人物传》中。 医护人员记得他口述文稿时，总要把毛泽东当年批注过的旧笔记本放在枕边。这部遗作出版时，编辑发现多处引用都标注着"参见润之批注本"。 两人的交往超越寻常上下级关系，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询问李达身体状况，得知其住院治疗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湖北省委安排专家会诊。 这种特殊关照源于共同的理论追求，李达毕生致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汉大学梅园小操场旁，立着块不起眼的青灰色石碑。碑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者"的字样，源自毛泽东对这位老友的最终评价。 如今走过碑前的学生或许不知道，这个埋首书斋的学者曾拥有随时面见共和国领袖的特权，这份特权不是来自职务高低，而是源于三十余年不改初心的理论坚守。 （本文参考信源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人物传》、《光明日报》1953年12月6日第二版报道、武汉大学档案馆馆藏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