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这个宪兵队长叫藤田久雄。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逐步向江苏腹地推进。常熟作为连接上海与南京的重要节点，于同年11月沦陷。 日本宪兵队在城内建立了严密的统治体系，其中以宪兵队长藤田久雄的暴行最为令人发指。这个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在常熟驻守期间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根据《常熟市志》记载，藤田久雄曾以"清除抗日分子"为名，在1939年冬天将城东关帝庙改造成临时刑场。 当地居民至今流传着"关帝庙前无活人"的说法，仅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期间，经日方档案确认的处决记录就达47次，涉及128人。 1940年3月，常熟县立中学三位教员因在课堂上讲述文天祥《正气歌》被举报，藤田亲自监督了对他们的酷刑折磨。 据《江苏抗战史》收录的幸存者口述，宪兵用铁钳拔去他们的指甲后，又用辣椒水灌入眼眶，最终导致三人双目失明。 日军在常熟周边实施的"清乡政策"更是激起了民众强烈反抗。 1940年4月，梅李镇二十多户农民因藏粮被日军发现，藤田久雄下令将主事者吊在城门示众。 根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汪伪政权苏南清乡工作报告》，这些被吊在城门上的农民最终因脱水死亡，尸体在烈日下曝晒三日才被允许收殓。 这种残暴统治引起了重庆方面的高度关注，军统局东南区随即将其列为重点清除目标。 执行刺杀任务的蒋履苹是土生土长的常熟人，其父蒋兆和曾任沪宁铁路车长，1937年10月在日军空袭苏州火车站时遇难。 这个原本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的学生，在接到父亲遗书"杀寇"的血书后，毅然加入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 经过两年特工训练，这个身材娇小的姑娘不仅掌握了射击、爆破等战斗技能，还练就了伪装成富商太太的社交本领。至1940年，她已成功完成七次锄奸任务，在军统内部获得"玉面罗刹"的称号。 选择蒋履苹执行任务经过了周密考量，根据军统留存的任务简报显示，当时常熟日占区内男性特工活动受限，而女性更容易利用性别优势接近目标。 更重要的是，蒋履苹对常熟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其家族在当地商界的关系网能为行动提供掩护。 为营造合理身份，军统通过上海租界的洋行渠道，为其伪造了"裕丰绸缎庄老板娘"的证件，这家在观前街开业的商铺确实存在，且在日伪商会登记簿上有据可查。 1940年6月初，蒋履苹通过内线获得重要情报：藤田久雄每周二、四下午必到花园饭店饮茶。 这个由英国人建造的三层洋楼是日军军官常聚之所，二楼临窗位置可俯瞰虞山风景，藤田总是固定坐在东北角的藤椅上。 军统侦查发现，宪兵队长每次只带两名卫兵，且按日军条例，进入休闲场所需将佩刀交给侍应保管。这种规律性为刺杀创造了有利条件。 行动当日正值芒种节气，蒋履苹刻意选择素色旗袍搭配玉兰手袋。这种装扮既符合江南梅雨时节的穿着习惯，又能利用浅色衣物掩饰肢体动作。 她将改装过的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藏于旗袍开衩处的吊袜带内，这种被称为"掌心雷"的微型手枪虽射程有限，但在三步之内足以致命。为混淆视听，她还特意穿上日式木屐，这种装扮在常熟日侨中颇为常见。 下午三时，扮作侍者的军统眼线发出暗号——将茶壶盖反扣在壶身，表示目标已到二楼。蒋履苹在楼梯转角处与藤田"偶遇"时，故意让木屐绊住裙摆。 当对方伸手搀扶之际，她迅速抽出武器抵住其左胸位置连开两枪。 据后来参与尸检的日本军医报告显示，子弹从第四肋间隙射入，直接击穿心脏，当场毙命。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等卫兵冲上楼梯时，蒋履苹早已混入惊慌的人群。 撤退路线经过精心设计，花园饭店后巷停着三辆相同款式的黄包车，其中两辆由军统人员伪装的车夫驾驶，分别朝不同方向行进。 真正的接应车藏在三百米外的裁缝铺里，车篷内备有更换的粗布衣裳。 蒋履苹在裁缝铺后院改换装束后，沿着预先挖通的地道转移至城隍庙码头，乘渔船经尚湖进入长江支流。整个撤离过程耗时不到四十分钟，等日军封锁全城时，接应船只已驶出常熟地界。 这次成功刺杀在华东敌后引起强烈震动。 日本陆军省在当月发布的《治安状况通报》中承认"重要官员遇袭事件严重影响占领区秩序"，而重庆《中央日报》则在头版刊发专题报道，称此事件"彰显我中华儿女不屈之志"。 军统局内部档案显示，戴笠亲自签发嘉奖令，除晋升蒋履苹为少校军衔外，还特别批准其组建直属行动队。 令人痛惜的是，这位传奇女特工在1943年落入敌手。当时汪伪特工总部利用变节分子设下圈套，以商讨武器采购为名诱捕蒋履苹。 官方信息来源：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熟市志》 江苏省档案馆《江苏抗战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汪伪政权苏南清乡工作报告》 日本防卫省战史室《治安状况通报》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沦陷区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