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朱梅馥，1913年出生在上海南汇，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给她取名“梅福”，希望她如梅花般坚韧高洁。后来傅雷改成“梅馥”，带着点文学味儿。她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学过钢琴、绘画，还能读英文小说，算得上才女。14岁那年，她和表哥傅雷订了婚，小时候就认识，感情基础挺深的。
傅雷呢，1908年生的，比朱梅馥大5岁，是个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和作家。他20多岁去了法国留学，学艺术理论，受过罗曼·罗兰的启发，回来后翻译了一堆法国文学名著，像巴尔扎克、伏尔泰的书。他脾气不太好，家里人没少挨他训，但才华是真的没话说。
1932年，傅雷从法国回来，和朱梅馥结了婚。婚后，朱梅馥就成了他的“大管家”，家里的事全扛下来，还帮他校对稿子、查资料。傅雷能专心搞翻译，朱梅馥功劳不小。她不光是贤内助，跟傅雷聊文学也能聊到一块儿去。
不过，傅雷也不是没“风波”。留学时他喜欢过一个法国女孩玛德琳，差点退婚，后来朋友劝住了。1939年在昆明，他又跟一个歌唱家陈家麟有点暧昧。朱梅馥没跟他吵，反而大度地请陈家麟来家里吃饭，把事儿化解了。陈家麟感动得走了，再没回来。这事儿让傅雷更敬重她，把她俩的照片摆在书房里。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子不好过，朱梅馥心脏病、失眠都犯了，还瘦得厉害。她管着家里开支，跟在香港的儿子傅聪要了点吃的，保证一家人饿不着。她总说自己不重要，把家人放第一。杨绛都夸她，既是好妻子，也是傅雷的得力助手。
1966年，傅雷和朱梅馥的人生走到尽头。那年9月2日深夜，上海江苏路的家里，傅雷喝下了毒药。朱梅馥给他准备了温水，看着他咽下去后，又帮他整理了衣服和头发，让他走得体面点。之后，她撕了床单做绳子，挂在卧室钢窗上。为了不吵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看了傅雷一眼，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啥这么决绝？那年头，局势乱得很。傅雷1958年被划成右派，日子本来就不好过。1966年，运动来了，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傅雷的作品被批，精神压力特别大。朱梅馥陪着他，俩人都不想再熬下去了。傅雷服毒，朱梅馥选择跟着走，留下的遗书很简单，就交代了后事，还有53.3元现金，给自己安排了丧葬费。
第二天早上，家里佣人周菊娣发现他们走了，吓得赶紧报警。消息传出去，上海文坛炸了锅，好多人来悼念。傅雷的儿子傅敏从北京赶回来，哭得不行，处理完后事才走。
当时环境乱，吊唁的人还不少，可见傅雷的影响力。他的书房里，《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些译作还在书架上，纸都黄了，但精神没褪色。遗体火化后，骨灰先放永安公墓，后来差点丢了，多亏工作人员藏起来。1979年，傅家才找回来，开了追悼会，平了反，骨灰迁到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的翻译活儿干得漂亮，严谨又好读，至今都是经典。《傅雷家书》1981年出了书，是他和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讲做人做事，特感人，成了家教的范本。朱梅馥呢，她的付出跟傅雷的才华绑在一起，俩人一块儿成了传奇。他们走了，但留下的东西还在影响人，让人想想自由和尊严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