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回到家中，却被妻子许鹿希怒吼“28年不回家，你是外面有人了吧！”邓稼先准备解释说明情况，不料许鹿希直接笑了出来“不用解释了，我知道她是谁！” 1958年春天，北京核工业部，一个任务从钱三强部长办公室递了出来，砸在了34岁的物理学博士邓稼先头上，他指尖下意识地搓着中山装的第三颗纽扣，心里头可不平静，这任务，是要给新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而他，就是那个被选中的核心人物。 回家的路，邓稼先的脚底下像灌了铅，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正冒新芽，绿得晃眼，可他家那扇旧木门，今天瞅着却格外沉重，屋里，5岁闺女和3岁儿子闹得欢，媳妇许鹿希端着搪瓷缸子从厨房出来，一眼就瞧见丈夫不对劲。 铁的纪律，任务又是顶级机密，就是对最亲的人，也不能漏半个字，邓稼先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工作要调动，得在外头待很长时间，”许鹿希正给孩子缝衣领呢，针尖顿了一下，抬头瞅着他：“总得有个信儿能到的地方吧？” 邓稼先摇摇头，嗓子眼发干：“信，估计得转好几道手才能到，”许鹿希没再往下问，转身从箱底多拿出两件换洗衣裳，叠得整整齐齐，谁知这一别，竟是足足二十八年，起初还能零星收到几封语焉不详的信，后来，连那几个字都成了奢望。 邓稼先那边，是杳无人烟的戈壁滩，风沙能把人吹跑，条件苦得没边儿，他带着一帮人，没日没夜地干，一个接一个的难题，不管是理论上的还是操作上的，硬是给啃下来了，目标就一个：给新生的共和国造个硬核的“盾牌”。 算了多少数据，做了多少回试验，熬了多少个通宵，谁也记不清了，终于，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腾起来了，全世界都听见了那声响，邓稼先没忘，离家前他对媳妇说过，他在干一件大事，一件能让孩子们将来不受人欺负的大事。 可搞科研，哪能一帆风顺。1979年一次核试验出了岔子，他是管理论设计的头儿，晓得第一时间拿到现场数据有多重要，也不管自己个儿的安危，顶着大太阳和看不见的强辐射，硬是要亲自去事故现场看关键零件坏成啥样，还真让他把宝贵数据给捞回来了。 而在北京那头的小胡同里，日子是许鹿希一个人硬扛过来的，不仅要拉扯俩娃，还得受着街坊邻居的明打听暗琢磨，心里头对丈夫的挂念更是没断过，邻居大妈常来串门，话里话外总想探听：“你家老邓到底在哪儿高就啊？”许鹿希只能打哈哈糊弄过去，啥苦啥愁都自个儿咽。 最难的时候，是那三年困难时期，粮店按人头给的粮食，哪够一家子吃的，白天，许鹿希在医院上班救人；到了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偷偷给人织毛活儿，换点粮票。 1964年原子弹炸成功的消息一出来，她特地买了份《人民日报》，头版那大蘑菇云照片旁边的报道，她翻来覆去地看，报纸都快揉烂了，瞅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几个字，丈夫离家前的话又响在耳边，她小心把报纸叠好，压在了陪嫁的樟木箱底。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到了1986年初夏，戈壁滩的风沙和岁月这把刀，早把邓稼先那副铁打的身子骨给掏空了，当他终于能卸下担子，回到离了二十八年的家，推开那扇门，看见媳妇许鹿希正在阳台晒被子，阳光底下，她头发都白了，泛着柔和的银光。 听见门响，许鹿希一转身，看清来人是谁，整个人都僵那儿了，手里还攥着个没来得及夹上的晾衣夹子，眼前的丈夫，哪还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瘦得两颊都塌进去了，满脸病容，军绿帆布包里，塞满了病历和各种止疼药。 二十八年的等待和未知，在这一刻，除了震惊，再没别的，紧跟着，直肠癌的确诊，像块大石头，狠狠砸在这对苦命夫妻的心上，躺在病床上，邓稼先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那些没写完的研究报告。 在邓稼先最后的日子里，老两口总算能天天待一块儿了，补那些被偷走的时光，邓稼先常跟媳妇念叨戈壁滩上的星星，说那儿的星星又亮又近；他还说试验成功那天，大伙儿怎么拿喝水的搪瓷缸子装白酒，激动得直碰杯，结果手抖，大半酒都洒在了干沙地上。 许鹿希总是安安静静地听，把苹果削好切成小块，一点点喂给他，有一次，听着听着，她突然噗嗤乐了：“当年我还寻思你在外头有人了，不要这个家了呢！后来看见报纸上那蘑菇云，才知道你说的那个‘人’啊，比谁都大。” 这话里头，是放下，是明白，更是打心眼儿里的骄傲，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事业忙活了一辈子的邓稼先，走了，追悼会上，国防科工委送了副挽联：“鞠躬尽瘁为中华崛起，呕心沥血铸国防基石”。 许鹿希静静地站在丈夫的遗像前，眼神轻轻扫过他年轻时那张神采飞扬的脸，好像又回到了1958年那个春天——要是能重来一回，她想，她还是会头也不回地帮他收拾好那个帆布包，送他走上那条又光荣又苦的路。 邓稼先用一辈子干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而许鹿希用一辈子的等和懂，也写下了一种同样了不起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