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意外的是，他怀孕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兴化陈堡武家泽的天整整红了三天。 几千日军压到村口，枪炮连着响，房子一幢幢塌下去，地里庄稼被踩成一片泥。 等枪声熄火，乡亲们从地窖里钻出来，看见田埂边横着一具军官的尸体，军装破得不成样子，脖子上空空一圈，被血糊住，看得见刀口，看不见头。 日军先一步冲上前，认出胸口的军衔和名牌，核对悬赏令上的名字，刀子一抹，把头颅割下装进袋子，准备回去领那五万大洋。 断掉的身子被丢在焦土边，周围是倒了一地的战士和村民，风一吹，灰烬往他身上扑。 这具尸体属于国军少将陈中柱。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断头将军”，早年不过是盐城一个穷孩子。幼年丧父，家里全靠母亲在盐碱地里种地撑着，他一边干活，一边咬牙上学，最后考进黄埔六期，总算从土里翻身，穿上军装。 一九三一年，他从黄埔毕业，被派到国立中央大学当军事教官，在操场上带学生列队，课下对着地图画箭头，日子不算宽裕，心里却有条路。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城门口挤满了逃命的人，这个教官接到调令，要去重庆后方任职。很多人听着羡慕，这样的差事安全又体面，他看了看命令，只说国家都打成这个样子，军人往后躲说不过去。 调令压在桌上，人往前线去了。 鲁苏皖边区河汊多，他就在那片水网里拉起一支小队，同日军打游击，从一两百人打到三千多人，和日军碰了十多仗，被第五战区当成最机动的一支部队。 一九三八年，他接受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委任，成了第四纵队少将司令，肩上的星多了，头顶上的危险也跟着多了。 家里那边，妻子王志芳抱着女儿，从重庆出发，经香港、上海，一站一站往前挤，路上吃了不少苦，在一九三九年年底终于在泰州和他碰面。小城租来的屋子窄得很，桌上是粗茶淡饭，男人一身军装，孩子拉着他衣角转圈，短短几天，一家人总算坐在一张桌前好好吃过几顿饭。 好日子没撑多久。 一九四一年，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叛变，转身投向日军。叛变以后，他来做说客，开口就是中将师长、扬州专员，意思很明白，只要点头，前途光亮。 听着挺顺耳，这个少将在心里掂量了一遍，很清楚真要换这一身皮，以后没脸再见乡亲。 他收拾好简单行李，带着妻儿悄悄离开泰州，继续在水网地带指挥第四纵队打游击，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日军那边也紧着盯，司令南部襄吉放出悬赏令，写明谁砍下陈中柱的头，就赏五万大洋。 这张纸贴出去，盯住的是一颗人头，也把六月那场血战推上前台。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南部襄吉调集数千日军扑向兴化陈堡武家泽，村口庄稼被践踏得一塌糊涂，路边躺着不少乡亲。 第四纵队顶在前面，战壕里全是泥水和血水，战士受了伤，扯块布一缠，又把枪端起来。 三天三夜，火光把夜空照得发白，子弹和干粮一点点见底。 到七日这天，第四纵队已经弹尽粮绝，能站起来的人不多，日军碉堡还卡在村口。 陈中柱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就是全军陪葬，他背着望远镜往前沿走，站到壕沟边缘，整个人亮在机枪口。几挺机枪几乎同时喷火，子弹扎进他的胸口和腰间，身上血花一朵朵炸开，人一僵，倒在武家泽的泥地里，这才有了前面那一幕。 战斗停下，日军提着那颗被标价的头颅走了，村里只剩乱糟糟的残垣和血迹。 晚上，几位乡亲摸黑出来，把那具无头的躯体抬走，就地拆几块船板钉成棺材，抬到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挨着第十根电线杆旁边的唐姓人家田地挖坑下葬。 土合上去，人各自回家，只在心里对了几遍方位，这件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底。 远处的家属晚些时候才听说消息。 王志芳听说丈夫战死、头颅被割，先是愣着不动，眼泪一串串往下掉。等情绪稳一点，她只说要去泰州，把丈夫的头颅要回来。那时候，她已经身怀六甲，肚子鼓起一小块，还牵着小女儿。 旁人劝她别去，说那地方一脚踏进去，命都不好说，她摇摇头，认定这是做妻子的本分。 在当地人帮忙下，母女俩进了泰州城。 日军司令部门口站着岗哨，枪口冷冷对着来往行人，女人拢紧衣襟，牵着孩子，一步一步走进去。南部襄吉坐在屋里，看着这个中国女人，她没有跪，也没嚎，只说自己是陈中柱的妻子，要拿回丈夫的头颅。 这几句话一字一句，声音不大，态度不退。那颗被悬赏的头颅也就交回到她手里，母女抱着装着头颅的容器走出司令部，街口的风把衣角吹得直响。 没多久，陈中柱得以身首合葬，当地人再提起他，“断头将军”这个叫法越喊越响。 战后几十年，泰州西门外修起高楼，水泥路从桥下穿过，西仓桥旁早不见当年的田地模样。一九八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陈中柱为革命烈士，文件上多出的几个字，把这位倒在田里的少将写进全国烈士名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