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从来不焦虑呢？从毛主席语录里面看到了答案！ 一九一八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湖南，进了北京。 那会儿三环内一套房要两三千块，普通人一个月工资十几二十元，他在北大图书馆干活，月薪八元。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里，通铺一条，北风一灌像进了冰窖，只一件厚棉袄，出门得轮着穿。 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心里早该发慌。他身上偏没多少“焦虑”的味道。白天在图书馆整理书，抬头看见的是那些一个月拿几百块的大教授，不太爱搭理这个从乡下来的青年。胡适在课堂上当众拒绝回答他的提问，他照旧去旁听，照旧在心里追问。 屋里穷，脚步不穷。听演讲，办社团，冬天跑天津看海，还常往北海、故宫转。北海上结着冰，他在岸边看见梅花顶着寒气开出来，杨柳枝子垂到冰面，挂着冰柱，就想起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回去写下北京早春的样子。 不少青年为前途发愁，心里装的是“房子在哪”“工资够不够”。毛泽东的心思拧得更远。前年和萧子升穷游湖南，沿路做笔记，琢磨的是中国怎么从积贫积弱里翻身，四万万人怎么被发动起来。同学读完，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一九一七年前后，他在文章里判断日本是劲敌，中国再糊涂下去，“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人口、军力、民族情绪都算进去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好在这二十年里。 在他眼里，每一件事都是一道题。战争怎么打，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去总结；火种怎样蔓延，他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去推演；敌人看着厉害，他抛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样的定义；苏区为什么能存在，他反过来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些路子兜来兜去，落在两个字上: 规律。 规律不靠拍脑袋，要靠往下走。 一九三〇年，他在行军途中抽空做了《东塘等处调查》，范围不大，时间不长，回来却说，调查前很多印象模模糊糊，跑一趟才发现“实际情形完全两样”。翻档案、查旧材料、找人打听、亲自试一试，只要是为了解问题去摸情况，都算调查。 很多人书看得不算少，工作干了几年，就给自己盖个“老资格”的章，遇到新情况先搬理论。毛泽东提醒得很直白，为什么对一项工作没有把握，多半是对这类工作的内容和环境缺乏规律性的了解，要么没接触过，要么接触不多。 这种习惯，后来放大到国家命运上。一九四五年，延安开的七大，外面消息偏乐观，不少干部觉得胜利在眼前。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大会结论里，列出十七条可能遇到的困难，外国要骂，可能爆发内战，可能有外国干涉，可能得不到承认，形势不利时还可能跑掉几万党员，党内也会出现悲观和疲劳。 七大代表高扬文晚年回忆，说后来并没把这十七条全遇上，可因为早有准备，真碰上风浪，心里并不乱。毛泽东自己解释，如果不事先想到这样的困难，困难一来就难以对付，有了这种准备，事情反而好办。愿意提前把最坏情况摊在桌面上的人，心里多半更稳。 他对“困难”也有一句朴素的说法: 熟悉的工作已经不需要干了，而不熟悉的工作正强迫人去干，这就是困难。很多人的焦虑就卡在这里，怕的不是累，是被推离舒适区。毛泽东的做法，是继续拆问题，继续调查，继续想，把那团没谱拆成一串可以动手的环节。 在文集中，还有一句话分量很重: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这句话听着不客气，却把他的底线点得很清楚。真正的乐观，不是装出心大，而是在最难的时候还认真找路。 撑得住的心气，说到底来自一点“有根有据的自信”。这种自信，一头连着调查和规律，另一头连着行动。他讲过，树立志向不难，任务是过河，可如果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空话。 毛泽东的评价很朴素，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他还提到一种常见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出现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至于坚持多久，什么时候该换路，还得看对规律掌握得有多深。 再看那句“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味道就不一样了。这不太像一句简单的鼓劲，更像是在读一份算过账的结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联贯起来的思索，这条链子他自己走了一遍。 他的节奏也写在纸上。“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眼睛盯着问题，脚下不停，心里有规律，手里有准备，这样的人，焦虑自然只好往后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