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93年，36岁的耿彦波一上任，就斥资5000万重修了一个破院子，当地老百姓骂他是疯子，但他却说：“这个院子是一个聚宝盆。”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全县累死累活，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才一个亿，耿彦波大笔一挥，直接划走了整整一半。 这一半的钱，他没有拿去修路架桥，也没有拿去给体制内发福利，而是全部砸进了一堆在那时看来毫无用处的“烂石头”里。 而这堆石头，也就是后来的王家大院。 1993年，36岁的耿彦刚刚履新山西灵石县的时候，那时的灵石县，空气里飘的都是煤灰味，靠山吃山，所有人都在盯着地下的煤炭。 但出身农家的耿彦波，他在看账本时，看到的是一种深层的恐惧：煤矿总有挖完的一天，那是祖宗留下的饭，吃一口少一口。 如果不趁着现在手里有钱，给这个县城置办点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等煤挖空了，灵石也就空了。 在耿彦波的老家，曾有一片规模宏大的皇家墓葬群，年轻时他眼睁睁看着那片古迹因为缺乏保护，在元朝就被盗掘一空，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地瓦砾，失去了所有的考古价值和经济价值。 那种“守着金饭碗要饭”的痛感，让他对眼前这座破败的王家大院，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的保护欲。 这是一座历经明清两朝、耗时300年建成的庞大建筑群，总面积足足25万平方米。但在1995年正式动工前，它就像个垂死的老人，在岁月的侵蚀下苟延残喘。 耿彦波没有把修缮工程外包了事，他甚至不像个县长，更像个工程监理，他成立了修缮指挥中心，自己一头扎了进去，从台阶要铺几层，到砖雕该用什么颜色，他都要亲自过问。 他把那5000万财政巨款，变成了一砖一瓦的精细活，他试图告诉所有人：煤炭是黑色的金子，但这些明清的老宅子，才是挖不完的“聚宝盆”。 可惜，他的这套“资产置换理论”，在当年完全是对牛弹琴。 1996年，转机似乎出现了一瞬。当时第七届中国民居会议在太原召开，灵石县好不容易把一帮专家请到了现场。 专家们那是真识货，看到修缮后的院子，惊叹这简直是“原汁原味”的奇迹。在学术圈，耿彦波赢了，他保住了这段历史的尊严。 但在现实的商业逻辑里，他输得很惨。 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旅游还是个奢侈词汇，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山西来看几个院子。修缮好的王家大院门庭冷落，售票口的冷清和账单上的巨额赤字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那几年，耿彦波就像个落魄的推销员。他的公文包里永远揣着自己亲自编写的《王家大院》宣传册，不管去哪开会，逮着人就推销。 但在老百姓眼里，这更是坐实了他“败家子”的罪名。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推测，花这么多钱修个破院子，这当官的肯定从中饱私囊了。 于是，就有了2000年那场荒诞的“花圈送别”。 面对那三个花圈，耿彦波当时只留下一句话：“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他转身离开了灵石，把这笔巨大的“负资产”留在了身后。 这场赌局的翻盘，足足迟到了六年。 2006年，王家大院终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金字招牌，加上影视资本的介入，彻底点燃了导火索。 先是《铁梨花》，再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剧组接踵而至。镜头下的高墙深院，有着煤炭无法比拟的美学张力。 一夜之间，那个曾经冷清的“破院子”被游客挤爆了，门票收入开始井喷，周边的餐饮、住宿、特产销售跟着红火起来。当年骂得最凶的那批人，突然发现自家的口袋因为这个院子鼓了起来。 这笔被埋藏了十几年的红利，终于兑现了。 当初送花圈的人开始后悔，甚至有人在公开场合表达愧疚，但这些对于耿彦波来说，或许早已不再重要。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大多数人只看重当下的得失，只有极少数人敢于为了十年后的未来，去透支今天的名声。 就像他那句被后来无数人引用的名言：“一个好政府一定是几十年过后回头看，今天的决策仍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