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表示，对2036年奥运会申办情况感到失望，因为上海、成都和广州三座城市都没有提交申请。2036年奥运会主办权争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展开。有趣的是，在这场备受关注的盛会筹备过程中，国际奥委会表现出的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明显的“失望”。 奥运会主办权过去吸引无数城市积极竞逐。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场馆建设带动基础设施升级，地铁网络扩展明显改善城市交通，部分体育设施转为市民日常健身场所。那时，申办奥运被视为提升国际形象、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机会，许多地方视之为难得窗口。 东京奥运会举办暴露成本失控问题。初始预算设定较低，后续支出大幅增加。疫情延期导致观众限制，门票和旅游收入严重缩水。赛后，日本承担巨额债务，场馆维护费用长期存在。里约奥运会赛场一度热闹，结束后多个场馆缺少常规使用，逐渐荒废，维修开支高企，当地居民面对债务压力和公共服务短缺，意见逐步集中。 这些经历让全球城市重新审视主办成本与收益平衡。奥运会前期投入动辄数千亿元，后续安保、交通改造、场馆运营需要持续资金。相同资金用于地铁延伸、医院扩建、老旧小区改造、供水供电优化，直接解决居民出行和就医难题，效果更直观。中国城市决策受此影响，财政资源分配更趋谨慎，土地出让收入模式调整，债务偿还进入关键期。杭州亚运会和成都大运会注重现有场馆利用，赛后规划清晰，获得较好评价，这种经验强化审慎态度。 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争夺已在多国展开。印度、土耳其、卡塔尔、埃及等表达意向，各有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但在气候适应、建设周期、经济稳定性等方面面临限制。国际奥委会原本看好中国一线城市参与，提升整体竞争水平。上海交通网络发达、国际化经验丰富，成都大运会组织验证协调能力，广州亚运会留下场馆基础。这些城市被视为潜在热门。 国际奥委会通过渠道释放信号，愿意探讨预算分担调整，减轻主办压力。三座城市却未递交正式申请。国际奥委会收到名单后确认中国位置空缺。主席公开提及对北京奥运会高效组织的回忆，同时指出申办参与度低于预期。这种情绪在内部持续，官员分析修改遴选机制，暂缓锁定优先候选，吸引更多参与。 失望源于预期落差。中国城市具备承办条件，却选择不提交申请。现行模式下，转播权和赞助收入主要归国际奥委会，主办方承担大部分基建、安保、运营支出。回报不及预期，财政压力长期影响地方预算，引发争议。全球申办热情下降已成为趋势，多座城市因成本过高和赛后问题退出。中国三城缺席加剧这种局面，凸显成本分担不均衡。 中国选择观望体现资源配置务实。资金投向高铁网络扩展、空间站运行、新能源汽车出口、科技研发，这些产生持久国际影响和经济回报。上海滨江改造聚焦公共空间优化，广州交通枢纽扩建改善物流效率，这些基础设施服务居民日常需求。这种定位反映对大型赛事价值的重新评估。奥运会带来短期曝光，但城市优先解决民生具体问题。国际奥委会面对参与度降低，可能改革成本分担机制，探索降低负担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