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82年8月15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他叫陈掖贤，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到家中去探望。因为在此之前，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差点儿饿死。 1950年代，陈掖贤还只是个刚从人大外交系毕业的青年，电影《赵一曼》火遍了大江南北，银幕上的女英雄坚贞不屈，也就是在那时，他的姨妈李坤杰在电影院里哭得浑身颤抖，她认出了那个受刑的女人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姑妈告诉陈掖贤：你的生母就是赵一曼，随之而来的，还有那张写在碎纸上的绝笔信，那是1936年，赵一曼在押往刑场的囚车上写给“宁儿”的。 那一刻，对于陈掖贤来说，无疑是一场精神海啸，二十多年来，他像个孤魂野鬼寄养在伯父家，性格孤僻、敏感，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多余人。 突然间，他被告知是被神圣的光环笼罩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做出了近乎自残的举动，他找来钢针和墨水，咬着牙，一针一针把母亲的名字刺进了左臂的皮肤里。 他想用肉体的疼痛来确认这种血缘，想把那个伟大的灵魂强行缝进自己平庸的身体里。可这个刺青，后来却成了刻在他身上的诅咒。 现实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英雄的儿子就对你网开一面，陈掖贤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虽然才华横溢，讲起历史政治来引经据典，但生活技能几乎为零。 外交部的大门对他关闭后，他成了工业学校的政治老师，后来又跌落到第六机床厂当采购员。 更要命的是他对金钱的概念，他是典型的“月光族”，甚至比那更糟，刚发工资就挥霍一空，还没到月中就得靠借债度日，组织上看不下去，特意安排室友袁宝珊代管他的工资，像发零花钱一样分次给他，可这根本堵不住他生活里的那个大窟窿。 他和学生张友莲的婚姻，也在这种贫困与性格冲突的泥潭里彻底窒息，离婚、复婚、妻子精神崩溃住院，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场。 可即便活成了这副狼狈模样，陈掖贤骨子里却还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清高，政府多次要给他发烈士抚恤金，这在当时是一笔能救命的巨款，他却摇头拒绝：“母亲牺牲不是为了钱。” 邻居看他可怜，送来一袋米，他死活不收，硬是给推了回去，这就是陈掖贤的悖论：他在世俗生活里是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低能儿”，却在精神世界里死守着一座名为“赵一曼之子”的道德圣坛，宁可饿晕在馊馒头旁，也不肯低头弯腰。 那个刺青太重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每当夜深人静，他翻看母亲那封“希望你为国效力”的遗书，再看看自己这一地鸡毛的生活，那种羞愧感恐怕比饥饿更折磨人，他想活成母亲期望的样子，可他只是个脆弱、敏感、甚至有点窝囊的普通人。 巨大的“超我”和无力的“本我”在他体内撕扯了半辈子，终于在1982年的那个夏天崩了。 现场留下的东西不多，除了给女儿的纸条，人们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段字迹歪斜的遗言：“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1936年，赵一曼在刑车上写下“母亲是为了国而牺牲”，46年后，陈掖贤在房梁下写下“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两代人的遗书，跨越了时空，完成了一场惨烈的对话。 母亲想让儿子成为栋梁，儿子却用生命证明了，英雄的光环有时候是会灼伤人的。 陈掖贤的女儿陈红，后来真的听了父亲的话，她远走四川，隐姓埋名，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最普通的妇人，她从不拿奶奶的名头去换取什么，退休后只是偶尔去宜宾的纪念馆转转。 或许，这才是陈掖贤想用死亡换来的最后温柔，让下一代从神坛上走下来，脚踏实地，去过那种他一辈子都没能拥有的、充满烟火气的、平庸而幸福的生活。 信源：（人民网-党史频道——赵一曼和她的儿子【2】；人民网-党史频道——赵一曼家事（二）：二十八才知亲生母【3】；袁宝珊——《赵一曼之子的非常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