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八名被剥光上衣的青年跪成一排，2个日兵用刺刀疯狂戳杀，突然，17岁的左润德站立起来，迅速冲向后门！ 那一刻，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后门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他能感觉到背后日军士兵的怒吼，能想象刺刀破空而来的寒意。 这个在南京水西门附近做学徒的普通青年，几天前还在为生计奔波，此刻却要在屠宰场般的境地里为自己的性命狂奔。门，居然没锁死！他撞开门，把嘶喊和血腥甩在身后，拼命钻进迷宫般的街巷。腿脚发软，心脏快要炸开，但他不敢停。停下就是死。 这不是电影，是1937年冬天南京城里无数绝望瞬间中的一个。左润德侥幸逃脱了那次屠杀，但噩梦只是换了种方式继续。城市已经沦陷，他无路可去，最后躲进了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主持建立的“南京安全区”。 安全区并非绝对安全，日本兵时常闯入搜捕、滋事，但这里至少提供了一线渺茫的生机。他挤在拥挤的难民收容所里，惊恐未定，耳边仍回响着同伴的惨叫声。那段日子，他亲眼看到了更多：普通市民被随意带走枪杀，妇女遭受的暴行，寒冷与饥饿每日都在夺走生命。这些画面，刀刻斧凿般印在了他年轻的心里。 为什么唯独他活了下来？是那扇侥幸未锁的门，是瞬间爆发的体能，还是纯粹不可捉摸的运气？没人能回答。但活下来，就意味着要承载逝去者的记忆。那个冬天之后，左润德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是原来的学徒。 战争的残酷没有让他消沉，反而点燃了他胸中的一股火。几年后，他毅然加入了抗日队伍。驱使他的，不仅仅是国仇家恨，更是眼前那些具体而狰狞的面孔——那些倒在身边的同胞，那些在安全区里瑟瑟发抖的妇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为发生在1937年冬天的那场暴行，讨一个说法。 此后的岁月里，左润德历经烽火。抗战胜利，内战结束，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将那段惨痛的经历深埋心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历史研究逐步深入，那些沉默的幸存者才被重新发现。左润德站了出来，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早期志愿讲述者之一。 他把自己的故事，一遍遍告诉来访者，尤其是年轻人。他的讲述没有过多的渲染，平实，甚至有些琐碎，但恰恰是这些细节——比如逃跑时脚下打滑的感觉，安全区里粥棚的味道——构成了最震撼人心的历史证词。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侥幸从刺刀下溜走的少年，一个被迫见证了人类之恶的普通人。而他的价值，正在于这种“普通”。 2015年，左润德老人去世。他带走了亲历的记忆，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音。他的经历迫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数字和结论吗？不，历史是无数个“左润德”的具体记忆编织而成的。 是一个少年在刺刀下狂奔的恐惧，是一个青年在安全区里的惶惑，是一位老人在纪念馆里的执著叙述。每一个幸存者的证言，都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一个锚点，防止它被时间的流沙掩埋，或被别有用心的谎言篡改。 左润德逃出了那扇门，却用一生走回了1937年的冬天。他回去，不是为了咀嚼痛苦，而是为了守住真相。在最后的幸存者陆续逝去的今天，我们如何接过这份记忆的接力棒？这或许比单纯的愤慨更为重要。记住他，就是记住历史本身的重量与温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