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本人村上春树到访中国，在接待人员给他提供用餐时，他坚决拒绝吃中国菜，转身吃自己带的日本罐头。 村上春树出生在战后日本，那时国家正从废墟中重建。他的父亲曾是日军士兵，在侵华战争期间服役，主要负责后勤运输任务。父亲的部队从上海登陆后深入内地，运送弹药和物资到多个战场，包括南京地区。尽管父亲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但那些补给品最终支持了军事行动。战后父亲成为教师，教授语文和历史，却很少提及那段经历。村上春树从小观察父亲在家中佛龛前跪坐念经的习惯，那种沉默氛围让他感到压抑。长大后他通过阅读档案和书籍，逐步了解父亲部队的活动细节，比如在泥泞道路上拖拽重型箱子，确保前线补给不断链。父亲偶尔在酒后吐露片段，提到战场上的破坏痕迹，但总是中途停顿。这些信息让村上春树开始审视家庭背景与他自身身份的关联。他选择远离父亲的生活路径，早年离家到东京求学，专攻戏剧专业，同时打零工维持生计，比如在书店整理货架或咖啡馆服务顾客。大学期间他接触西方文学，逐渐转向写作小说，而不是继承父亲的稳定职业。1979年他的首部小说问世，那时他已结婚，开办一家爵士酒吧，日常经营中播放西方音乐。 父亲的战争经历成为村上春树内心持久的负担。他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父亲部队在1937年末至1938年初的活动，与南京事件后勤保障相关联。父亲声称自己未亲手参与暴力，但那些运送的武器间接助长了冲突。村上春树在采访中提到，这种认知让他无法轻松面对某些事物，包括饮食习惯。他决定不吃中国菜，作为一种个人坚持，避免淡化历史重量。1994年他前往蒙古边境地区旅行，途经中国东北时携带日本罐头，就是基于这种原则。那次行程让他亲身感受到历史现场的荒凉，蒙古平原的干燥风沙和废弃战场痕迹，让他反思日本社会潜在的暴力倾向。回国后他加强了对战争主题的关注，在小说中融入相关元素，比如通过角色探讨后代对父辈责任的继承。他的妻子支持这种生活方式，两人共同决定不生育后代，避免将这份历史包袱传递下去。家中厨房避免存放任何带有中文标签的产品，调味品和食材都选日本本土品牌。他在散文中公开父亲的经历，目的是提醒公众不要遗忘过去。父亲于2008年因病去世，两人关系始终保持距离，没有太多亲密互动。 村上春树的写作生涯从早期脱离现实的风格逐步转向社会议题。1980年代他移居国外，先后在希腊、意大利和美国生活，期间担任大学讲师，教授日本文学课程。1995年他出版长篇小说，书中描绘满洲地区的历史事件，包括日军行动的后果。那部作品引发争议，出版社建议删除敏感描写，但他坚持保留，认为回避事实无助于理解。他在公开场合谈论南京大屠杀，强调日本需要直面历史责任，尽管这在国内引起批评。他的短篇集也涉及类似主题，比如通过隐喻记录战争创伤。生活上他保持长跑习惯，每天清晨在街道上跑步，维持身体状态。这种自律源于他对日常细节的重视，避免沉浸在负面情绪中。父亲的部队曾执行处决俘虏的任务，虽然父亲未直接描述细节，但村上春树从档案中推断出类似活动。他用写作作为对抗方式，将个人经历转化为文学表达。回日本后他参与地震灾后采访，记录受害者故事，出版相关书籍，显示出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提升。 不吃中国菜的习惯源于村上春树对历史的警惕。他在访谈中解释，这种选择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对整个时代错误的回应。父亲作为后勤士兵，运送的物资包括弹药和粮食，直接支撑前线作战。村上春树小时候听父亲提及战场村庄被毁的景象，那些零散回忆让他成年后无法忽略。1994年的中国之行让他有机会接近父亲当年待过的区域，尽管行程重点在蒙古，但他途经东北时坚持用罐头进食。接待方安排的饭局本意是友好交流，但他选择拒绝，体现出个人界限的坚守。他的小说常常探讨身份认同问题，比如角色在都市中感到疏离，与他自身经历相似。妻子阳子与他共同经营酒吧，早年生活简单，两人通过讨论决定生活方式。父亲晚年健康恶化，糖尿病和癌症并发，他探视时仅限于简短交谈。去世后村上春树处理葬礼事宜，在寺庙举行仪式，僧侣诵经声中结束一切。他后来在杂志上发表散文，详细描述父亲的战争角色，目的是公开讨论而非隐藏。这样的举动在文学界引发讨论，有人视之为勇敢，有人认为过于个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