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袁斌出生在北京，家庭条件一般。他通过个人努力考入大学，毕业后于1993年加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那时他26岁，很快适应飞行员角色，经过严格训练积累经验。公司认可他的能力，让他操作多种机型。到1998年，他任职5年，刚升为正机长，成为年轻骨干。他的月薪约1万元，在当时属于高收入群体。公司几年前分配给他一套100平方米住房，他与妻子徐梅居住。徐梅从事小学教师工作，两人生活稳定。袁斌职业生涯起步顺畅，经常执行国内国际航线。但他性格自负，遇事不愿自省，总推责他人。这种个性在分房事件中显露无遗，导致他走向极端。 1998年10月，公司进行分房活动。袁斌自认资历足够，应获更好住房。名单公布后，他未入选。他直接去找领导争辩，领导解释名额有限，他已有住房，先照顾无房员工，并表示以后机会多。他拒绝接受，坚持认为这是针对自己。回家后，他对徐梅抱怨现有住房太小，不配身份。徐梅劝他知足，他反而更不满。从10月5日起，他开始谋划行动，让徐梅卖掉汽车和部分物品凑钱。徐梅起初反对，但最终同意。10月28日前，他确认航班细节，安排徐梅登机。公司安排他给新人授课，他视作排挤，进一步坚定决心。这种自私心态忽略了机上百人安全，直接酿成劫机事件。 1998年10月28日上午8点05分，中国国际航空905号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机型波音737-3J6，注册号B-2949，载95名乘客和9名机组，目的地昆明后转仰光。袁斌担任机长，副机长文飞35岁，还有两名副驾驶。袁斌安排徐梅坐在正副驾驶后座，这违反规定。飞机升空后，一切正常。但8点40分，在太原上空东北约30公里处，袁斌告知文飞要改航向去台湾，要求配合。文飞劝阻无效，袁斌威胁不从就机毁人亡。徐梅把守舱门。文飞考虑乘客安全，只得让出控制权。袁斌锁定舱门，广播飞机将去台湾，要大家坐稳。他切断通讯，调整航向东南飞行。这种行为直接危害全机生命，显示出极度自负的一面。 9点15分，文飞通过无线电报告劫机。中国民用航空局多次呼叫劝阻，袁斌不理。10点20分，通知中华航空协助。10点25分，中华航空报告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张国政，张国政上报常务次长张家祝。航班应答机设为7500劫机代码。10点19分，台湾空军侦测到飞机位于福建省崇安西南20海里处，下令桃园基地派出4架战机拦截。战机确认意图后护送飞机。这种跨海域协调反映出两岸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默契，避免更大事故发生。飞机偏离原航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乘客通过窗户看到战机，增加紧张氛围。 11点17分，飞机在台北中正国际机场降落。航警立即带走袁斌和徐梅进行侦讯。其余机组和10名乘客也接受询问，过程于下午2点30分结束。袁斌在侦讯中称因分房不公劫机。台湾警方认定他未用暴力，但危害飞航安全。法院审理后，法官林孟宜认为袁斌身为机长，无需劫持即控制飞机，不构成劫机罪，仅判危害飞航安全未遂，袁斌有期徒刑1年。徐梅判违反国安法，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两人入狱服刑，遵守规定。这种判决体现法律对事实的考量，而非简单定性。 服刑期满后，袁斌夫妇被遣返回大陆。袁斌被终身禁止从事飞行工作，执照吊销。他的职业生涯彻底结束。徐梅恢复生活，但夫妇失去原有职位。当晚，文飞接手驾驶飞机，载余下人员起飞。先降落厦门，乘客休息，然后继续到昆明。全程历时16小时，所有人安全抵达。这起事件成为中国大陆民航最后一次劫机到台湾的案例。此后，两岸加强航空安全合作，避免类似发生。袁斌的举动源于个人不满，却影响多人，显示出冲动决策的危害。 袁斌劫机案后，中国民航局加强飞行员心理评估和培训。公司分房制度虽有局限，但袁斌选择极端方式，忽略责任。事件中，副机长文飞的冷静应对，避免事故升级。台湾方面快速响应，派出战机护送，确保安全降落。两岸通过华航等渠道沟通，体现务实态度。乘客虽经历惊恐，但无人伤亡，反映航空应急机制有效。袁斌夫妇的结局警示，个人不满应通过合法渠道解决，而非危害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