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2018年5月10日，瑞士巴塞尔，窗外是葱茏的绿树，屋内流淌着贝多芬《欢乐颂》的高潮乐章“欢乐女神圣洁美丽”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告别，主角大卫·古德尔（DavidGoodall）躺在病床上，输液管的阀门已经被他亲手推开。 按照剧本，这位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应该在乐曲声中陷入沉睡，进而停止呼吸，但在药物注入静脉大约30秒后，本该合眼的古德尔突然睁开了眼睛，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医生、家属、还有围观的记者都屏住了呼吸，以为出了什么医疗事故。 结果，这位老先生皱着眉头，像是在餐厅退菜一样抱怨了一句：“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这句话像针尖一样戳破了沉重的气球，让在场所有人都笑出了声，这不是临终忏悔，也不是恐惧的呓语，而是一个一生追求效率的科学家，对这最后一场“实验”给出的差评数据。 这是古德尔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彩蛋，几分钟后，他在笑声和音乐中彻底停止了心跳，他不是作为一个被生活击垮的弱者离开的，而是作为一个至死都保持着批判性思维的强者“下班”了，为什么一个没有绝症的人，会认为活着是种折磨。 看看大卫·古德尔的配置：澳大利亚最年长的科学家，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发表过上百篇论文，内脏功能比很多年轻人还健康，但在这个漂亮的躯壳里，灵魂正在服刑，视力退化让他无法再看剧，听力衰退让他无法交流，腿脚不便让他告别了心爱的网球。 对于一个大脑依然极其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被压缩成了“等早饭、等午饭、等晚饭”的无效循环，真正压垮他的，不是衰老本身，而是尊严的剥离，在他102岁那年，他就遭遇了一次“社会性死亡”。 曾经任教的大学以“安全风险”为由，强行禁止他进入办公室，要知道这老头可是退休后还每天坚持通勤1.5小时去工作的硬骨头，剥夺他的工作权，等于切断了他与社会的最后一点硬连接，紧接着是物理层面的崩塌。 有一次他在家摔倒，整整躺在地上两天两夜无人发现，那种在冰冷地板上等待救援的绝望，让他彻底下定决心：这种苟延残喘的日子，一天都嫌多，他尝试过三次自杀，都失败了，那种“求死不能”的痛苦，比死亡本身更折磨人，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法律。 这就触碰到了最讽刺的现实，作为把一生贡献给澳大利亚的顶级学者，在他的祖国，他连死的资格都没有，当年的法律规定极度死板：维多利亚州的安乐死法案要拖到2019年才生效，而且门槛极高，必须是活不过半年的绝症患者。 像古德尔这种仅仅是“活腻了”且生活质量归零的老人，完全被排除在外，在此之前，北领地的一部相关法律早在1996年就被废止了，他成了一名“死亡难民”唯一的避难所在地球另一端的瑞士，全球少数允许外国人进行安乐死的地方。 这趟旅程充满了黑色幽默，一个百岁老人，不得不像摇滚明星一样搞众筹，朋友和网友帮他凑了2万多美元路费，出发那天，他特意穿了一件卫衣，胸前印着一行大字：“毫无尊严地老去”这不仅是自嘲，更是把一张写满控诉的状纸贴在了胸口。 在这个老人看来，澳大利亚的法律在逼迫他羞耻地活着，到了瑞士巴塞尔的“生命循环诊所”大卫终于拿回了对自己身体的主权，他把死亡变成了一场严谨的科学实验，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老糊涂”面对医生提出的四个终极问题。 “你是谁生日是哪天，你来这里做什么，后果是什么”他回答得像博士论文答辩一样清晰坚定，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动手”按照法律规定，致死药物的阀门必须由申请人亲手开启，这至关重要，它界定了这是“自杀”而非“谋杀”。 大卫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他选了贝多芬，选了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然后在那个致命的阀门上，按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确认键，那句“太慢了”的吐槽，其实是他对这场实验的最后反馈。 他用幽默消解了死亡的恐惧，证明了直到神经元停止工作的前一秒，他依然拥有灵魂的绝对控制权，大卫的骨灰撒在了异国他乡，但他引起的震动至今未息，在他死后，澳大利亚的立法进程被狠狠推了一把。 虽然直到三年前，也就是2023年，新南威尔士州的安乐死法律才正式生效，且条件依然严苛，但这多少算是对古德尔的一种迟到的回应，大卫·古德尔用他的死，给现代社会留下了一道无解的思考题。 当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已经失去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尊严”我们是否有权按下那个停止键，至少在那个五月的上午，大卫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拒绝了那杯名为“长寿”的苦酒，推杯离席，步履从容。 信息来源：界面新闻——澳洲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活这么久我很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