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长”卡拉斯说，她了走访世界很多地方，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原因是欧洲人“干事情是可预测的”，如今这正成为“一种价值观”。她郑重表示，欧盟与印度谈判了很长时间，但一旦达成协议，欧盟就会“信守承诺，切实执行协议”，她称赞这是欧洲人“一种宝贵品质”。俄国人听了，笑了。中国人听了，也笑了。美国听了，哭了。 卡拉斯说欧洲“干事情可预测”，这话像块擦不干净的玻璃——看着透亮，凑近全是指纹。她举印欧贸易协定为例，说欧盟“一旦达成就会执行”，可印度人最清楚，这份谈了二十年的协议，光汽车关税就拉锯了七轮。 欧洲人总爱把“规则”挂嘴边，却忘了当年希腊债务危机时，说好的援助协议三天两头改条款，雅典街头的抗议者都比布鲁塞尔的官僚更懂“可预测性”。 俄罗斯笑的是欧洲的“历史健忘症”。卡拉斯敢说“中俄不是二战胜利方”，莫斯科档案馆里还堆着苏军解放华沙的照片。 去年扎哈罗娃讽她“需要救护车”，可不是玩笑——当欧洲把苏联2700万伤亡的历史说成“新东西”，克里姆林宫的笑带着悲凉：原来当年用血肉守住欧洲东线的，如今成了“专制联盟”。这种颠倒黑白的“可预测性”，普京怕是在克里姆林宫笑出了眼泪。 中国人笑的是欧洲的“双标滤镜”。王毅曾给卡拉斯上过四小时历史课，讲中国战场3500万伤亡，讲中欧历史差异不是对抗理由。 可两个月后，她照样把天津峰会说成“专制联盟集会”。北京明白，欧洲的“可预测”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固执——就像他们一边喊着环保，花五年立法管饮料瓶盖，一边对北溪管道爆炸的污染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失明的“信守承诺”，上海陆家嘴的白领喝咖啡时都能笑出声。 美国人哭的是欧洲的“口是心非”。卡拉斯嘴上说“战略自主”，去年俄乌冲突时，欧洲战机起飞还得等华盛顿点头。 2025年欧盟搞“防空盾牌”，三年签不下三份联合采购合同，德国军费涨了，钱却用来修冷战时期的老坦克。 拜登政府看着印欧协定里的“去美元化”条款，再想起欧洲碳关税绕过美国的小动作，怕是在白宫哭湿了枕头——原来欧洲的“可预测”，是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预测。 最讽刺的是欧盟的“瓶盖法案”。花五年定规矩，让开瓶变成“行为艺术”，民众抱怨喝水漏一半，官僚们却觉得这是“规则胜利”。 这种把精力耗在细枝末节的“可预测”，恰恰暴露了欧洲的深层焦虑：面对中美技术竞赛，他们既不敢像中国那样大刀阔斧，又不愿像美国那样彻底站队，只能在塑料瓶盖上找存在感。 当卡拉斯在议会说“没人能单挑中国”，会场的沉默比笑声更刺耳——欧洲心知肚明，自己连“群殴”的拳头都攥不紧。 俄国人笑的是历史被篡改，中国人笑的是偏见成执念，美国人哭的是盟友变“刺头”。卡拉斯的“可预测性”，本质是冷战思维的惯性刹车——踩着意识形态的油门，却忘了轮胎早就在全球化的路上磨平了纹路。 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或许没明白，真正的“信守承诺”，从来不是重复口号，而是敢直面历史的镜子，哪怕里面照出的，是自己扭曲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