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那一巴掌打在脸上火辣辣的，厨房窗外的梧桐叶子正哗啦啦响。苏青没哭，蹲下身把撒在地上的米粒一颗颗捡回搪瓷盆里。指甲缝里卡着霉斑，那是昨天洗孩子尿布时留下的痕迹。五个孩子的母亲，旗袍扣子总系错位，因为总在哺乳，因为总在操劳，根本没有时间对镜整理自己。 早在新婚夜那盏红烛下，她就该明白的。烛泪淌成一滩朱砂色的疤，表嫂绣着鸳鸯的绢帕从丈夫口袋里滑出来，轻飘飘的，却像块石板压在她二十岁的心口。娘家母亲送嫁时说的话在耳边嗡嗡响：“女人就是藤，总得缠着棵树。”于是她缠了十年，缠出五个孩子，缠得自己筋骨酸软，缠到连买米的铜板都要摊开手心去讨要。 那个年代的女人，离婚两个字比裹脚布还令人窒息。街坊会说她是被休弃的，孩子上学会被指指点点，娘家的门楣要蒙尘。她试过写稿子，稿费单来时丈夫一把抽走：“女人家写的东西能值几个钱？”墨水瓶被砸在青砖地上，蓝黑色的汁液像她夜里偷偷哭花的眼眶。 可米缸不会因为眼泪而满起来。老四出麻疹那天，她抱着滚烫的孩子走过七条街找大夫，鞋跟断了就赤脚走。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烫得脚心生疼，那疼痛突然刺醒了她，原来藤蔓断了，反而能触到土地。 她开始真正地写，不是闺阁里风花雪月的吟唱。写灶台边的油污，写生育时撕裂的痛楚，写丈夫西装口袋里不属于自己的香水味。稿费藏在搪瓷缸底，攒够了就买一刀宣纸，纸香比米香更让她战栗。编辑来信说：“苏女士的文字，像绣花针挑开华袍的里子。”她苦笑，哪里是绣花针，分明是菜刀劈柴的力道。 转折发生在深秋，丈夫发现她藏起来的汇款单，撕碎时纸屑如雪片纷飞。奇怪的是这次她不捡了，看着窗外说：“离婚吧。”声音轻得像是自语，重得如同惊雷。那年她三十岁，五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一箱手稿搬进亭子间。冬天北风从窗缝钻进来，她把手稿压在被子四角保暖，孩子们蜷在她身边，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灯下雾蒙蒙的。 后来人们读到她写的《结婚十年》，惊异于那些鲜血淋漓的坦诚。婚姻的虱子，育儿的艰辛，女性在传统角色里的挣扎与觉醒，全都摊在纸上晾晒。有读者写信骂她不知廉耻，更多女人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突然有了姓名。 苏青后来独身到老，孩子们都成了文化人。晚年有人问是否怨恨前夫，她正在侍弄一盆茉莉，手指沾着泥土：“要是没那一巴掌，我可能永远在等别人给米。”茉莉开得细碎洁白，像她稿纸上未干透的字迹。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无形的米缸等着女人去乞求。有时是经济上的依附，有时是价值上的贬低，有时是“为你好”的温柔绳索。苏青的故事残忍，却像一面摔裂的镜子，裂缝处反而照见更多真实。她不是英雄，只是个被耳光打醒的普通女人，在废墟里捡起了笔，这笔比剑更利，剖开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沉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