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5年，打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在公社的生产大队里生活。那时候全村人都在一个集体里干活，挣工分换粮食。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要是没有公社的互助政策，光靠我爹娘俩，我们兄妹四个根本填不饱肚子。 我十岁那年的夏天，爹在修水渠时被石头砸伤了腰，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娘一个人挣的工分，根本不够换六口人的粮食。那个傍晚，我听见娘在灶房偷偷抹眼泪，心里跟针扎一样。第二天一早，大队长老李叔就扛着半袋玉米面来了，后头跟着会计王伯，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柱子家的，别犯愁。”老李叔把面袋子放下，“队里开了会，柱子是为公家受的伤，养伤期间工分照记，粮食先预支。孩子们正长身体，不能饿着。” 从那天起，我家院门就没冷清过。东头的张婶端来一碗她腌的咸菜，西院的赵妈送来几个刚摘的茄子。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邻居春生哥，他媳妇刚生了娃，自家也紧巴，却总在晚饭后溜达过来，从怀里掏出个还温乎的煮鸡蛋，塞给我小妹，“给娃补补身子。”我娘推辞，春生哥就瞪眼：“嫂子，当年我爹没了，要不是柱子哥帮衬，我们娘俩能活下来？再说，这蛋是咱公社鸡场下的，是大家伙的。” 爹养伤的那三个月，我们一家没饿过一顿肚子。秋收后，爹的腰好了些，虽说不能干重活，老李叔安排他去给队里看果园，活儿轻省，工分也不少记。爹每天早早出门，回来时，布兜里总装着几个被风吹落的、有点疤瘌的果子，那是队里允许带回来给娃们解馋的。我们兄妹四个，依然每天一起去公社小学念书，学费？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东西。 时间一晃就到了八十年代初，公社要解散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村子。那天晚上，爹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最后对娘说：“心里是有点空落落的。可你也别说，要不是那几年公社撑着，咱这个家早就散了。” 分了地以后，爹娘起早贪黑地伺候自家那几亩田。日子确实一天天好起来，饭桌上能见着荤腥了，我们也陆续长大成人。我后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厂里的医务室，我头一回进去就觉得眼熟，那格局、那味道，像极了小时候公社的卫生所。一打听，老医生笑着说：“咱们这儿，前身就是附近几个公社合并的卫生院啊。” 去年，老李叔过世了，全村能回来的人都去了。春生哥也老了，头发花白，他拉着我的手说：“现在日子是好喽，可咱不能忘了本。那会儿大家是真穷，也是真抱团儿啊。”我点点头，看着远处那片如今已承包给个人的果园，想起爹看果园时带回的那些有点歪扭却特别甜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