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1年，邓公请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却说：我回去可以，但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贝太太家的门口，张学良穿戴得整整齐齐，像一尊雕塑般伫立在台阶上，他在等人。 当那辆车停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走下来时，张学良隔着老远就伸出了手，那是吕正操，新中国的开国上将，也是他曾经的副官、讲武堂的学生。 两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握，中间隔着的是漫长的岁月，吕正操开口的第一句话，没说“你好”，也没喊“首长”，而是报出了一组精准到令人心惊的数字：“我们分别了54年5个月零4天。” 这不是客套，这是刻在骨头里的日历。 两人坐定，气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张学良盯着吕正操，突然冒出一句：“你还有个外号叫‘地老鼠’呢。”他指的是当年冀中平原的地道战。 吕正操笑了，把话头接了过去：“那全是老百姓想出来的办法，我一个人能干什么？” 张学良眼神暗了一下，缓缓吐出四个字：“得民者昌。” 也就是在这次闲聊中，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谈正事的地方，于是，才有了第二天傍晚银行办公室里的密谈。 回到那个密室，吕正操把邓颖超的信递了过去，张学良的视力已经很差了，他几乎把脸贴在信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挪动着读。 读完，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周恩来我熟，人特别好。”这时候，吕正操把话题引向了核心：回去看看吧，哪怕只是看一眼。 张学良沉默了，他太清楚自己的分量了，作为曾经扣押过蒋介石的人，又被软禁了半个世纪，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心里明明白白想回去，可现在时候不到。”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我一动，大陆、台湾两边都得受影响，我不想把政治搅得太复杂。” 这是个死结，政治顾虑像一堵墙，挡在了归乡的路上。 就在局面快要僵住的时候，旁边一位叫阎明光的随行人员突然插了一句嘴，她说，上海有位名医，人称“东方一只眼”，治眼疾那是绝活。 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张学良的防线，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左右历史的少帅，只是一个被眼病折磨的老人，他当场拍板：“我做个决定：想回大陆治眼睛。” 治病，这个理由太好了，它避开了所有的政治锋芒，合情合理，无可挑剔。 紧接着，张学良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约法三章”，这三个条件，如果你只看字面意思，会觉得这老头是不是在耍大牌？但如果深究下去，你会发现这里面藏着极高的政治智慧。 第一，不搞欢迎仪式，第二，不见记者，第三，不搞恭维奉承。 他甚至特意补充：“我可不能要特权，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吕正操听完，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不见记者容易，可你这一下飞机，老百姓肯定能认出你，到时候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可咋办？” 张学良的回答，大概是那几天最动人的一句：“我不怕老百姓，还乐意见老百姓呢。” 你看，他怕的不是人，是怕被架在高台上当展览品，他想做的，只是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去摸一摸东北的黑土地，去给当年的战友烧一炷香。 吕正操当场承诺：没问题，全部照办。 消息传回北京，邓公和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完全同意，尽量满足，来去自由。 看似万事俱备，连“剧本”都已经写好了结局——少帅归乡，泪洒故土，但历史往往比小说更残酷，那张回国的机票，张学良终究没有买。 也许是长期幽禁形成的谨慎性格，让他对任何变动都充满了本能的抗拒，也许是90多岁的身体，实在经不起跨越太平洋的折腾，又或者是海峡对岸那变幻莫测的风云，让他最终选择了止步。 1998年5月，吕正操在北京逝世，三年后的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史特劳比医院闭上了眼睛，享年101岁。 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东北，那场曼哈顿银行里的密谈，那次关于“眼疾”的突围，还有那个“不怕老百姓”的承诺，都随着太平洋的海风，永远地散了。 信源：央视网 张学良终老异国之谜:是谁阻挠张回归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