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1948年的武汉，春寒还没褪尽，长春街邮局墙角的积雪刚化完，露出黑黢黢的砖缝，像特务盯着人的眼睛。李维嘉刚和交通员在这里完成交接，指尖还残留着对方塞来的纸条边缘的毛边——那是武汉城防部署的关键数据，每一个字都能点燃解放的引线。 他故意放慢脚步，装作看街边货郎的竹篮，余光却扫过身后：三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正盯着他的粗布褂子后襟，腰间鼓鼓囊囊的，是枪。 刚拐进熟悉的窄巷，斜对面墙根下突然有团橘色晃了晃——那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棉袄袖口磨出了白边，手里攥着半块冷红薯，正朝他轻轻摆着手，眼睛瞪得溜圆，像受惊的小鹿，却又死死抿着嘴唇。 李维嘉心里猛地一沉。按纪律，接头后任何反常信号都可能是警报。他没回头，脚下却像踩了风火轮，顺着记忆里的路线左拐右绕——这条巷子他走过上百遍，哪块青石板松动会响，哪堵墙后有裁缝铺的后门，闭着眼都能摸到。 “刚才那穿粗布褂子的往哪走了？！” 身后传来特务的咆哮时，他已经钻进了梁家小院。 梁老太太正摘菜，看见他满头大汗，二话不说把他拽进地窖：“灶膛里的灰还热乎，先躲着！” 地窖里的腌菜坛子散发着酸味，李维嘉靠着土墙，才发现手心的情报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角。 第二天，组织传来消息：和他接头的交通员在离开邮局三条街后，被叛徒指认，当场被捕。特务是顺着交通员的路线倒追过来的，算着时间，要是没有那个摆手，他此刻已经和交通员关在一起了。 那孩子的样子总在眼前晃：羊角辫，半块红薯，还有那双明明害怕却异常坚定的眼睛。李维嘉托外围同志去打听，三天后得到消息：小姑娘姓陈，父亲原是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半年前为了掩护同志，倒在了长江边的芦苇荡里。 “她爹牺牲前总跟她说，” 带信的同志低声说，“要是看见穿粗布褂子、走路不慌但老看四周的人，身边有陌生人跟着，就悄悄摆手——那是自己人，得提醒他们快跑。” 会不会只是孩子碰巧挥手玩？李维嘉想起当时的细节：她攥红薯的手没抖，摆臂幅度很小，像怕惊动谁，眼神却直直盯着他——那不是孩童的无意之举，是刻在心里的嘱咐。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保护，而是彼此的托命。父亲用生命给女儿上了最后一课，女儿又用一个手势，护住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这种传承，比任何密码都可靠。 后来李维嘉常想，那天巷子里的风若是再大一点，会不会吹乱小姑娘的羊角辫？会不会让他错过那个救命的信号？但他很快摇头——在那样的年月，总有些东西比风更坚定，比如一个孩子对父亲的承诺，比如普通人心里对光明的向往。 许多年后，他再回武汉，长春街的梧桐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他站在当年那个巷口，仿佛还能看见那个攥着红薯的小姑娘，在墙根下轻轻摆手——那不是告别，是一个民族走向黎明的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