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

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1948年的春天，空气里还带着料峭的寒意，李维嘉的衣领里却藏着一团滚烫的东西——刚到手的敌军驻防图微缩胶卷，指甲盖大小的胶片上，画着攻城战役的命门。 他沿着熟悉的路线往住处走，心里盘算着怎么把胶卷交给下一个联络员。往常这个时辰，街角馄饨铺的灯光该是暖融融的，老板娘会端着一碗撒了葱花的热馄饨出来，那是他们约定的“一切安全”信号。 可今天，暮色像块浸了水的黑布压下来，馄饨铺只亮着一盏孤零零的灯，玻璃窗上蒙着层灰，看不见往常蒸腾的热气，更没有老板娘忙碌的身影。 巷子口突然窜出个小小的身影，扎着羊角辫，手里攥着个掉了只胳膊的布娃娃——是老板娘的女儿妞妞。小姑娘看见他，大眼睛猛地睁圆，没像往常那样甜甜喊“李叔叔”，而是飞快地朝他摆了摆手，小胳膊挥得像只急着起飞的小鸟，又指了指身后的深巷，转身就钻了回去，布娃娃的裙摆还在巷口晃了两下。 李维嘉的后颈瞬间冒了层冷汗。他和老板娘早说好，妞妞摆手是“快跑，有危险”的暗号。他下意识摸了摸衣领，胶卷还在，可身后的脚步声好像越来越近了。 原来，就在他接头的那半小时里，叛徒已经把联络点供了出去。特务不仅抄了馄饨铺，还抓走了老板娘，就守在街口等他自投罗网。妞妞是趁特务搜查时，从后窗的狗洞爬出来的，小手被窗沿划了道血口子，也顾不上哭，就蹲在巷口等他。 不能慌，更不能跑。李维嘉咬了咬牙，装作闲逛的样子，慢悠悠拐进旁边一条窄巷。这条巷子他闭着眼都能走，七拐八绕全是死胡同，却是地下党早就踩好的撤离路线。 身后的脚步声跟上来了，粗声粗气的咒骂隔着墙传过来。他在一个堆满柴火的院角闪身躲进柴房，干柴的烟火气呛得他直咳嗽，只能死死捂住嘴，透过柴捆的缝隙往外看——两个穿黑中山装的特务举着枪，在巷口转了两圈，骂骂咧咧地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那一刻，他突然想起老板娘总说的话：“妞妞这孩子胆小，可真遇到事，比谁都机灵。”如果妞妞晚出来半分钟，或者特务早一步发现她报信，藏着胶卷的自己恐怕就成了阶下囚。 三天后，那卷从衣领里焐热的胶卷，躺在了攻城部队指挥员的桌上。地图上的每一条防线、每一处火力点都标得清清楚楚，我军按图索骥，没费多少周折就撕开了敌军的防线。 城破那天，李维嘉第一个冲进监狱，在关押女犯的牢房里找到了老板娘，她脸上带着伤，看见他却笑了：“我就知道，妞妞那孩子能把信送到。”旁边的妞妞扑上来抱住他的腿，小脸上还沾着灰，眼睛亮得像星星：“李叔叔，我们赢啦！” 后来妞妞长大了，也戴上了党徽。她总跟年轻党员讲，七岁那年那个黄昏，她躲在巷口等李维嘉，手心全是汗，攥着布娃娃的手都麻了——可那是她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李维嘉晚年总爱在夕阳下翻看老照片，照片里妞妞扎着羊角辫，手里还攥着那个掉了胳膊的布娃娃。他常说，别觉得英雄都是高头大马的模样，有时候，照亮黑暗的光，可能就来自一个小姑娘挥着的小手，来自一碗没端出来的热馄饨，来自普通人心里那点“不能让好人吃亏”的念想。 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勇敢，那些在暗夜里悄悄传递的信号，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