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病重坐轿子行军，军中有叛徒准备趁机谋杀他，其趁轿夫不在时，向轿子里狂开10余枪后，兴奋地掀开轿帘后，吓傻了。 1933年的湘鄂西山区，霜降刚过就飘起冷雾，十万国民党军把红三军困在密林中。 战士们裹着单衣发抖，疟疾像无形的网——冷时牙齿打颤如筛糠，热时抱着树干喊胡话，三分之一兵力倒在了病榻上。 贺龙的咳嗽声在指挥部帐篷里撞出回声，高烧让他连地图都快看不清，警卫员急得用刺刀劈竹子，扎起顶晃悠悠的竹轿。 “坐轿？老子死也要死在马背上！”他拍着枪套吼，最后却被战士们硬按进轿里，轿杆压得轿夫肩膀发红。 没人注意，炊事班的王二柱端着铜盆经过时，眼睛在轿帘上粘了足足三秒。 这个总说“给首长补补”的炊事员，半月前在溪边洗菜时，被个穿长衫的人塞了块沉甸甸的大洋。 “杀了贺龙，团长位置给你坐。”特务的话像辣椒水，烧得他夜夜睡不着，灶膛里的火都映着官帽的影子。 他开始往轿子边凑得更勤：“首长今儿想吃啥？”“前面山路滑，要不要歇歇？”问的话总绕着路线和警卫。 贺龙眯着眼看他。病中的老帅眼神依旧像鹰，王二柱转身时，他突然开口：“二柱，你昨天送饭，碗沿怎么没洗干净？” 王二柱手一抖，碗差点落地——那碗他擦了三遍。 出发前的浓雾救了所有人。天没亮，队伍在溪边休整，王二柱提着水桶往轿子挪，手指悄悄勾住了腰间驳壳枪的扳机。 四个轿夫却突然扔下轿杆，拔腿就往树林里跑，像被狼撵着似的。 他以为机会来了，两步冲到轿前，扳机扣到底，子弹在竹篾上钻出蜂窝，轿帘被打得稀烂。 “成了！”王二柱喘着粗气掀帘，腿肚子突然一软——轿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被打穿的粽叶垫。 树丛里突然扑出黑影，枪托砸在他后心，他像麻袋一样栽倒，嘴里还嘟囔：“人呢……轿子里的人呢？” 有人后来问，病重的贺龙哪还有力气设局？老红军都知道，他年轻时在湘西拉杆子，就靠“扮猪吃老虎”躲过七次暗杀。 那天凌晨，他让警卫员把轿子抬到队伍前头，自己却换上伤员的破军装，混在拄拐杖的战士里。 “这轿子就是鱼饵，”他对警卫员低声说，“咬钩的，就是藏在队伍里的蛇。” 王二柱的枪声就是信号。埋伏的战士从树后跃出，把他捆成粽子时，他还在喊：“我是功臣！我杀了贺龙！” 审讯室里，油灯照着他惨白的脸。特务许诺的大洋和官位碎成泡影，他哆嗦着供出：三十里外山神庙，三个同伙正等捷报。 贺龙当即带一个连出发。山神庙的油灯下，特务们围着电台画图，为首的正拿红笔在“贺龙毙命处”画圈。 “砰”的门被踹开，红军战士的枪口顶住他们脑门。搜出的密码本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油渍——那是王二柱送饭时蹭上的。 篝火旁，贺龙把烟锅在石头上磕得邦邦响：“队伍里出了蛀虫，就得拿钢刷子刷！”他当场定了规矩：重要岗位双人盯，外出要报备，炊事班买菜都得三人签字。 老炊事班长带着人砸了私藏的酒坛，发霉的米倒进猪食槽，边倒边骂：“狗日的王二柱，坏了咱们的名声！” 多年后，湘鄂西革命遗址修缮，工人在指挥部旧址挖出半截竹轿扶手，碳化的竹纤维里嵌着块弹片，上面“民国廿二年造”的字还没磨掉。 考古专家说，这弹片角度很怪，像是从下往上打的——王二柱当时太慌了，开枪时手都在抖。 军史教材里印着那顶破轿子的照片，像个咧嘴笑的骷髅。教员指着照片问：“要是你们遇到王二柱这样的事，选大洋还是选良心？” 台下学生没人说话，只盯着弹片的照片——八十多年过去，金属上的锈迹，像极了当年王二柱流的冷汗。 贺龙在回忆录里写：“那天雾大，可心里亮堂着呢。共产党人的骨头，比竹子还硬。” 他说的是轿夫跑开时，自己正扶着个小战士过河，那孩子烧得说胡话，还攥着他的衣角喊“首长，别坐轿”。 忠诚这东西，从来不在轿子里，在每个选择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