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中将周伟龙和戴笠是生死之交，又因暗杀北洋元老唐绍仪得到蒋介石器重，可为何到了台湾后却被蒋介石枪杀了呢？ 1950年6月的台湾新竹，刑场的风裹着咸腥味掠过周伟龙的军装领章。这个曾亲手策划暗杀唐绍仪的军统“利刃”，此刻后背抵着冰冷的土墙，听着行刑队拉动枪栓的声音——他到死都攥着那张泛黄的黄埔四期同学录，上面有戴笠歪歪扭扭的签名。 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一年前河南郑州的宪兵营里，正是他亲手解开了戴笠的镣铐。1929年唐生智通电反蒋时，戴笠作为蒋介石的密探潜入河南，却被唐生智的宪兵逮个正着，十万元悬赏令让军警像闻到血腥味的狼。 时任宪兵一营营长的周伟龙，盯着眼前这个自称“黄埔同学”的戴笠——两人同为黄埔四期，只是他当时还是唐生智麾下的红人，两年从少尉干到营长。戴笠攥着他的袖口反复念叨“校长需要你”，周伟龙最终在深夜打开营门，用一辆运粮马车将戴笠送出了河南。 真正让蒋介石记住这个名字的，是1938年上海法租界那桩轰动一时的“古董商命案”。北洋元老唐绍仪寓居上海时，与日军暧昧的态度让重庆方面如坐针毡，蒋介石亲自在暗杀令上画了圈。周伟龙摸清了唐绍仪痴迷古董的软肋，带着一对“宋瓷瓶”敲开了唐公馆的门，枪声裹在瓷器碎裂声里，成了他晋升的阶梯。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周伟龙正在上海区区长办公室擦拭那把蒋介石赏赐的勃朗宁。毛人凤带着军统的人来“慰问”，办公桌上的文件被翻得哗哗响，他知道，自己这个“四大金刚”的位置坐不稳了。 半年后，他成了国防部监察局的中将监察官，办公室在八楼最角落，阳光都照不进来。这时，老长官唐生智的信递到了手里，信里夹着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名片——程潜正筹备竞选总统，缺个懂特务系统的帮手。 1948年冬天，周伟龙在程潜的竞选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他拍着胸脯保证能调动交警部队的选票，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过来，程潜的竞选海报当晚就被撕成了碎片。他站在寒风里看着满地纸屑，突然明白：自己从来只是棋盘上的卒子。 1949年春天，奉化溪口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催周伟龙调交警部队警备，他捏着电报冷笑：手里的三个交警总队，在淮海战役里被打残了两个，剩下的连枪都配不齐。汤恩伯打电话来质问时，他直接把电话摔了，“要兵？让委员长自己去前线抓逃兵！” 5月的上海码头，周伟龙带着一箱军用地图准备登船去湖南，却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按住。押解船上，他看到邓季之和李雪华被打得满脸是血，两人哭喊着“是周中将让我们转移物资起义”——那些他偷偷运往湖南的枪支弹药，成了“通匪”的铁证。 枪决前的审讯室里，蒋介石派来的人扔给他一份“悔过书”。周伟龙提笔在纸上画了个圈，像当年蒋介石在暗杀令上画的那样，只是这个圈里写着：“程潜将军已在长沙通电起义”。 直到1986年，北京某间档案室里，唐生明和黄克虎的联名信摊在桌上。“周伟龙曾派心腹送密信给程潜，说愿率部起义”，调查人员翻出1949年程潜副官的回忆录，里面记着“周部交警总队已在岳阳集结，待令反正”。 如今河南郑州的宪兵营旧址早成了居民楼，上海唐公馆的老墙还留着弹痕。那个在历史夹缝里挣扎的中将，终于在四十六年后，等来了盖棺定论的“起义投诚人员”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