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袁世凯贴身侍卫陶树德回忆：袁世凯每天5点起床后，先喝鸡汤、牛肉汤开胃；7点左右吃一大碗小母鸡炖的鸡丝面和两个肉包，有时候，一顿就要吃十几个鸡蛋；之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喝人参茶，吃一碗鹿茸溜溜缝。 1908年北京锡拉胡同的凌晨，天刚蒙蒙亮，袁府后厨的青砖灶台上，三架柴火烧得噼啪响。老厨子李福全盯着砂锅里翻滚的芦花鸡汤，手里那根磨得发亮的银簪子，正一下下戳进鸡胸肉——簪尖要能轻松穿透，汤才算“入了味”，这是袁世凯定的规矩。 陶树德站在厨房外廊下，看着丫鬟们端着黑漆托盘进出，托盘里的参茶总冒着热气。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主子的嘴比秤还准，鹿茸片薄一分厚一分，立马能尝出来。” 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是那碗小米粥。袁世凯总让用粗瓷碗装着，说“庄稼人的东西才养人”，可伺候的婆子们都知道，那碗里的沁州黄小米，得先在筛子里过十遍——连半粒沙子都不能有，不然管采买的管事就得挨鞭子。 为了喝口新鲜鲫鱼汤，袁世凯能让底下人从河南洪河捞了活鱼，裹上猪油塞进冰桶，六百里加急往京城送。鱼到的时候鳃还在动，厨子王老三手抖着剖鱼，刀刃偏了半分，鱼胆破了点，当即就被管家拿藤杖抽了手心。 “这哪是吃鱼？”多年后陶树德跟人唠嗑时叹气，“这是拿活物当令牌使呢——鱼活得越久，路上跑得越快，就越显得主子说话管用。” 转折点是1915年那个秋天。袁世凯突然在饭桌上咳了口血，染红了白瓷碗里的鸡丝面。德国医生来看过，翻开账本直摇头：“人参鹿茸当饭吃，肾经早就熬干了。”袁世凯却把药方推到一边，说：“李鸿章一天三只鸡，活到七十九，我这算什么？” 那会儿北洋圈子里，谁的饭桌不讲究？冯国璋吃酱肉，得切成一寸见方的骰子块，差半分就摔筷子；徐世昌中秋吃红薯，非要孩子跪着抄《朱子家训》，说“不忘本”。可袁世凯不一样，他把吃饭变成了战场——每道菜什么时候上，谁端上来，用什么碗，都有章程，错一点就是“对主子不敬”。 陶树德记得最后一次见袁世凯，是在病榻前。老主子半睁着眼，手指还在虚空里捏着，像在抓那碗没喝完的参茶。旁边小丫鬟哭着说：“爷，别想了，粥熬好了。”他却突然笑了，气若游丝：“粥……哪有参茶顶用？” 出殡那天，陶树德揣了把小米，撒在坟头。风一吹，米粒滚进草窠里，混着去年秋天的落叶。他想起当年主子用粗瓷碗喝小米粥的样子，突然觉得，那碗被筛了十遍的小米，或许才是袁府里最实在的东西——可惜，老主子到死都没明白。 权力这东西，有时候就像那碗鹿茸汤，喝的时候觉得浑身发热，回过神来，身子早就被掏空了。你说，要是当年他少喝两碗参茶，多吃几口小米粥，会不会不一样？ 谁知道呢。历史的算盘，从来不在饭桌上，却总在饭桌上被算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