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要在下月由日中经济协会联合几家商团，组大队去北京拜访，盼中方安排接待，打算把一批合作项目当面谈清楚，但中方并未回复。 事件的缘起是日本商界在传统产业遇挫后急于寻求新出路，12月18日，日本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专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希望安排日本两大经济团体一把手在明年1月20日至23日访华。 如今时间临近，中方尚未明确回复，日本商界的迫切不难理解，前十个月日系车在中国市场份额仅剩10.8%，三菱关闭长沙工厂，索尼、夏普手机业务收缩，家电市场份额不足8%。 但今年前九个月日本对华投资却增长55.5%，超过半数在华日企计划加码，资金纷纷流向新能源等新兴领域。 这场访华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与期待，一边是传统业务败退，一边是新兴领域抢滩，这样的反差背后，藏着多少现实考量与博弈？ 日本商界推动的访华合作，与日本政府近期的对华政策倾向存在明显张力。 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将半导体、稀土等列为关键物资试图降低对华依赖，甚至在部分敏感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这些做法与商界寻求深化合作的诉求形成鲜明对比。 企业夹在中间面临两难，既离不开中国市场带来的实际利益，又要应对本国政府的政策约束。 丰田在成都推进氢能项目，东芝赴湖南合作新能源材料，这些企业的选择已经给出了答案。 它们通过聚焦技术合作、深化本土化布局，在商业利益与政治风向之间寻找平衡，不被短期政策波动左右，而是着眼于长期产业互补。 这种平衡术并非易事，需要企业在坚守商业逻辑的同时，妥善处理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既不触碰双方核心利益，又能最大化发挥技术与市场的协同效应。 除了新能源、智能制造，中日企业在更多新兴赛道存在互利共赢的空间。 中国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庞大的老龄人口市场需要成熟的服务模式与技术支撑，日本在养老产业积累的丰富经验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去年11月日本静冈县INFIC株式会社就与杭州正元智慧集团签署了养老产业合作协议，借助浙江与静冈县的友好关系开启合作探索。 绿色农业领域，日本精细农业模式在资源高效利用、品质管控上的优势，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求高度契合，能够助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数字文创赛道同样潜力巨大，日本拥有众多经典动漫IP资源，中国则具备庞大的数字内容消费市场和成熟的传播渠道，双方合作既能丰富中国消费者的文化体验，也能让日本IP实现商业价值的再提升。 新能源车险市场更是一片蓝海，今年前10个月中国新能源车险保费同比大增53%，日本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已获批新增机动车保险服务，借助股东丰田汽车的资源优势，有望在这一赛道分得一杯羹。 这些赛道的合作不只是简单的业务叠加，而是基于双方产业优势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1+1大于2的效果。 若此次日本代表团访华顺利达成合作，将给中日产业链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半导体设备、高端机械零部件等领域的技术积累，能够完善中国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填补部分技术空白。 矢崎中国与阿尔特汽车合作设立新能源科技公司，开发动力电池系统等核心部件，就是通过引入日方技术资源，强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实力。 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庞大的市场需求，能让其技术储备转化为实际产能与利润，摆脱本土经济增长瓶颈。 丰田的氢能项目、东芝的新能源材料合作，都是借助中国产业链优势实现技术落地的典型案例。 从区域产业格局来看，这种合作将推动中日产业链从传统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协作转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态势，共同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中日经济深度交融，经贸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1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日本商界的访华诉求，本质上是全球化分工下经济规律的必然体现，而合作能否持续深化，关键在于能否夯实相互尊重的政治基础。 中方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为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但合作的前提是互利共赢，而非单方面的利益索取。 日本企业想要在华长期发展，既需要自身拿出诚意，也需要推动本国政府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妥善处理敏感问题，让政治为经济合作保驾护航。 信任是合作的基石，利益是合作的纽带，中日经贸合作的未来，藏在彼此的诚意与远见里。 你认为日本企业在平衡商业利益与政治风向时，还能采取哪些更有效的策略？这些新兴赛道的合作，会不会成为中日关系回暖的新契机？ （本文信源:日媒披露:日代表团请求按原计划访华，未获中方回复--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