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 那幅画就挂在书桌对面墙上，油彩还泛着未干的光泽，俞氏端着茶水进来时，总要别过脸才能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底与桌面碰撞的轻响，像极了她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疙瘩。 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这门亲事是他十八岁时家里定下的。 在1900年前后的京津士绅家庭，一百个新娘里难有五个能自己选丈夫，她就是那九十五个里的一个，从花轿落地那天起，就把天津老宅的账本接了过来。 红皮册子记着柴米油盐，连下人买菜的铜板都分毫不差，长子早夭那年，她在账本角落画了个小小的叉，没敢往日本寄信——那时丈夫正和叫雪子的女模特演话剧，穿和服的照片后来她是从朋友那看见的。 从日本回来的李叔同像换了个人。 教学生画人体模特，用西洋乐谱上课，吃饭时银刀叉碰着瓷盘叮当响，连说话都带着点东京腔调。 俞氏不懂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有什么好看，更不明白丈夫为什么非要把光着身子的女人挂在墙上。那些年她守着空房拉扯三个孩子，可曾想过账本最后一页会记着买蓝布的钱？ 有次她趁丈夫外出，偷偷用蓝布把画遮了起来。 当晚李叔同扯下蓝布时，布角扫过画中女子的脸颊，像一巴掌打在空气里。两人在书房对峙到后半夜，油灯把两个影子投在墙上，一个穿长衫，一个穿旗袍，像幅错位的画。 三十八岁那年冬天，杭州寄来的信薄薄一页，说要在虎跑寺出家。 俞氏带着儿子赶到时，隔着寺院的木栅栏，看见曾经穿西装的丈夫穿着灰色僧袍，头发剃得锃亮。她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世间事皆有定数”。 那一刻俞氏突然想起多年前被扯掉的蓝布——原来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捂不住，就像她守了半辈子的红皮账本，终究记不下一个男人奔向佛堂的脚步。 弘一法师圆寂前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 弟子说，法师晚年常对着一幅旧画流泪，画里穿和服的女子坐在樱花树下。而天津老宅的红皮账本，最后一页停留在1918年，上面记着“买蓝布三尺，银一钱二分”。 俞氏没等到丈夫还俗就病逝了，临终前让人把账本和那幅被藏起来的裸体画一起收进樟木箱。 那幅让她恶心了半辈子的画，后来在美术馆展出时，说明牌写着“中国近代人体艺术先驱之作”；弘一法师的僧袍至今保存在泉州开元寺，衣料磨出的毛边里，似乎还能看见当年用银刀叉划出的细微纹路。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印记，最终都成了时光里的注脚——就像那幅画，一半是艺术的启蒙，一半是女人的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