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朱启龙参军出发前夜，他的女友解开衣衫，誓言：“不论多久，都会等你回来！”不料，2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他已结婚的分手信。50年后，她上门做保姆时，又见到了他。 1968年的陕北黄土坡，寒风卷着沙尘掠过窑洞顶。北京知青朱启龙背着帆布包走进村庄时，记工员杨芳正蹲在土坯房檐下，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捻着线头——她刚给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补好了磨破的裤脚，针脚细得像地里的麦芒。 这个18岁的城里青年没让村里人失望。他蹲在铁匠炉旁敲敲打打，用废齿轮和铁皮给杨芳拼了个压纸器，压着那些总被风吹跑的工分簿。杨芳就常在他修农机时，悄悄把掺了玉米面的窝头塞进他工具包，看他啃得香甜时，嘴角会弯出个浅浅的弧。 白天，他们在坡上并肩劳作。朱启龙握不惯锄头，杨芳就从他手里接过农具，示范如何把土翻得又松又匀；夜里，窑洞的油灯下，朱启龙用树枝在地上划字，杨芳跟着念，声音轻得像怕惊飞了灯花。河边洗衣时，她捶打粗布，他负责拧干，水珠顺着两人的手腕往下滴，在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1969年春天的参军通知，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日子。离村前那晚，杨芳把朱启龙拉到河边，月光把两人的影子叠在沙滩上。她解开蓝布衫的第二颗扣子，从贴身处掏出一沓粮票——那是她攒了半年的口粮，又褪下手腕上磨得发亮的上海牌手表，表带用麻线缠过好几圈。 “这个你带着，听着响声，就当我在数日子。”她把表给他戴上，指尖在他手腕上轻轻按了按，像是在刻一个承诺。接着，她又往深处解了颗扣子，露出心口的位置，泪水砸在朱启龙手背上：“这里——永远给你留着位置。” 朱启龙在珍宝岛的雷区里失去右腿时，脑子里闪过的就是这个画面。哈尔滨医院的病床上，他盯着空荡荡的裤管，左手捏着钢笔写了封信。“部队里认识了战友的妹妹，准备结婚，你别等了。”每一个字都像灌了铅，写满三页纸，泪珠子把信纸洇出一个个小坑。 他把信托给同病房的小刘寄走。三天后，通讯员带来消息：小刘在送信途中触雷牺牲，年仅20岁。朱启龙攥着小刘留下的搪瓷缸，再也没给杨芳写过一个字。他不知道，那封“分手信”其实早已送到——杨芳在玉米地里收到信，读了三遍，把信纸撕得粉碎，埋进了土埂里。 后来，朱启龙装上假肢进了军工厂，凭着修农机的手艺成了技术骨干；杨芳嫁给了邻村的农民，生了两个儿子，丈夫走后，她把那只上海牌手表捐给了县知青纪念馆。表盘里的齿轮还在转，只是再也走不准时间。 2018年的夏天，社区介绍杨芳去给一位退休老干部做保姆。推开防盗门，她看见轮椅上的老人正低头擦着一只铁皮压纸器——齿轮上的锈迹和当年她用红漆画的记号，还清晰可见。老人抬起头，白发在顶灯下发亮，右手下意识地往右腿摸去，那里空荡荡的。 “你的手表……”朱启龙的声音发颤。 “捐了。”杨芳站在门口，手里的布包“啪嗒”掉在地上，露出里面的围裙，“当年你说结婚，我信了。” 朱启龙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泛黄的纸，是他这些年写了又没寄出去的信。“我怕你跟着我受委屈，怕你看见我这个样子……”他的假肢在地板上蹭出轻微的声响，“小刘牺牲后，我以为那封信没寄到。” 杨芳蹲下去捡布包，手指触到冰凉的地板，突然想起那年河边的月光。她给朱启龙补衣服时，顶针在煤油灯下闪着光；他教她写“爱”字时，树枝在地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笔画。原来有些承诺，不用天天说，也能在心里长出血肉。 现在，杨芳每天给朱启龙擦假肢，就像当年给他补衣服一样仔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人之间的茶几上，压纸器压着一张纸，上面是杨芳刚写的字：“等你回家”——和50年前那个夜晚，她刻在朱启龙心口的，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