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们吃饭，随后要地主捐款抗日，“铁公鸡”地主王莆伸出五根手指，高喊：“我捐5万大洋！” 我军自成立以来，群众工作便是三大任务的重头戏，中央苏区时期根基扎实，长征路上更是边走边做，人人练就了过硬本领。 到了抗日时期，工作有了新要求——搞统一战线，工农群众仍是根本依靠，减租减息政策抓得很紧，但愿意抗日的地主、绅士也得团结。 这些人心思各异，凝聚起来需下真功夫，杨成武率部打开蔚县城后，为站稳脚跟坚持抗日，决定召开绅士座谈会，发动各方力量共赴国难。 会前，杨成武让人备妥请柬逐一送达，还简单备了几样菜，当日，绅士们衣冠楚楚、客客气气赶来，杨成武挨个迎进大厅。 落座时，他注意到位五十来岁的汉子很特别：别家绅士都戴皮帽穿皮袄，唯独他戴旧毡帽、裹补丁棉袄，看着像贫寒店主，可其他绅士见了都恭敬抱拳问好。 经身边人提点，杨成武才知这是当地最大财主王莆。 早闻其名且盼他助力抗日，见这打扮不免暗笑——怕是装穷？其实会前，王莆家的护院枪支、存粮存银，他家佣工已尽数告知八路军。 王莆的发家路充满不易，祖辈贫寒，母亲早年靠讨饭度日，父亲因救过外国神甫获赠一笔银元，成了他的创业本钱。 他脑子活、手段高，没几年就发迹：从前挤破庙，后来盖起城楼般的宅院；早年穷得不分冬夏一条裤，后来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都有他的皮货庄。 他目不识丁，只认得银钱，做生意却被夸有三头六臂。 这人出了名的抠门，唯独对老母亲极孝，街坊都知他是母亲讨饭拉扯大的，母亲的话比圣旨还管用，母子闹别扭时，母亲翻出讨饭篮和打狗棍一骂，他立马服软。 当日饭菜是两荤两素一汤，不算丰盛，席间绅士们互相寒暄，喝了几杯当地粬酒，气氛尚融洽。 饭后饮茶时，杨成武切入正题，没说硬话，只实打实宣传抗日政策： “国家遭难，正需用人用钱用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才能赶跑日本人。” 他讲完后，绅士们纷纷表态，满是恭维八路军勇猛、拥护统一战线的话，却没一人提捐款数额。 不少人眼神瞟向王莆——明摆着要这位大财主先表态。 杨成武看穿众人心思，笑着问王莆：“先生有何考虑？” 一旁绅士立刻起哄：“谁不知王兄银洋能从张家口铺到天津关！” 另一人也附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兄家资厚，就挑个头吧！” 王莆捧着水烟壶吸了几口，瞪了起哄者一眼，放下烟壶起身欠腰： “在下有家产，各位都看得到，是多年血汗攒的，没什么可瞒。但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上阵杀敌，难道不能捐财救国？我认捐！” 说着伸出五根手指。 “五千？”有人惊呼——这在当时已是大数，王莆摆头，背手高声：“暂时先捐五万元，抗日政府若不够，我再添！” 这话一出，大厅满是惊叹，不少绅士脸色骤变——王莆捐五万，他们捐少了没面子，多捐又舍不得。 王莆不管这些，接着劝：“国家保不住，家产留得住？覆巢之下无完卵，与其让日本人抢去，不如捐给抗日，大伙想想！” 这话戳中要害，犹豫的绅士们虽不情愿，也陆续报了数——多则一千，少则八百，都远不及王莆。 后来，王莆加入“抗日救国会”，前后捐了近十万钱粮，比全县其他财主总和还多，还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法令，和杨成武也成了朋友。 这场募捐看着是财主捐钱，实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 杨成武不摆架子，用请柬、便饭换真心，靠讲道理激发自觉——这正是统一战线凝聚力量的关键，换别的方式，以王莆的抠门性子未必会如此慷慨。 他的转变也打破了对地主绅士的刻板印象：即便抠门、靠剥削发家，在民族存亡之际也没当缩头乌龟。 他的孝心和爱国心是相通的，母亲讨饭的过往让他懂安稳可贵，明白国亡家必破，这份朴素认知让他愿拆家纾难。 事件里的群像更能说明问题：杨成武代表的革命者用心动员，王莆代表的开明绅商主动担责，连被动捐款的绅士也没推辞。 这就是危难时的中国，无论身份贫富，心里都揣着“不当亡国奴”的念头。 这念头是华夏儿女的骨子里的基因，平时藏在柴米油盐的算计里，生死关头就变成舍小家保大家的勇气。 王莆的五万元，分量不只在钱，更在带动了抗日热情，证明团结的中国人打不垮。 民族大义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危难时愿拆家纾难的担当；华夏脊梁也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光环，是普通人放下私利的同心同向。 那些在战火里愿意为国家出钱出力的人，不管他们平时是什么身份，都用行动撑起了民族的希望。 【评论区聊聊】对于王莆这位地主的选择，你有何看法？ （信源：《杨成武回忆录》 第四章 挺进敌后(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