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延安，毛主席在抗大校园散步时，撞见两个小八路，小小的个子衬得军装晃晃

1939年的延安，毛主席在抗大校园散步时，撞见两个小八路，小小的个子衬得军装晃晃荡荡，却挺着笔直的腰板，模样真可爱！在众多党史影像里，《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算不上场面宏大的作品，却总能让观者驻足。画面里没有庄严的仪式，只有一位领袖俯下身，对着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少年比划着手心，三个身影在延安初春的阳光下，凑成一团温暖的剪影。那是1939年4月24日的上午，毛主席要去东关黑龙沟的抗大校务部，车子刚停稳，两个半大孩子就从山坡上跑了下来，到近前就响亮地问好。他们一个叫安定保，刚满15岁；一个叫刘长贵，才14岁，都是抗大里年纪最小的战士。毛主席见状停下脚步，没有一点领袖的架子，特意俯下高大的身子，跟两个孩子聊了起来。 “小同志，你们多大了？”问话里带着长辈式的温和。刘长贵挺了挺胸膛回话：“报告毛主席！我十四，他十五。” 听到“毛主席”三个字，毛主席笑了，抬手轻轻摆了摆，随即伸出左手掌心，右手食指像支笔似的，一笔一划写了起来。 “不对哟，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他一边写，一边念着笔画，“这是‘毛’，竖弯钩要有力；这是‘泽’，三点水要连贯；这是‘东’，撇捺要舒展。” 两个少年凑着脑袋看得认真，生怕漏过一个笔画。这一幕被旁边的摄影师石少华看到，赶紧端起相机，“咔嚓”一声，把这转瞬即逝的瞬间定成了永恒。 1939年9月，石少华要离开延安，把包括这张照片在内的五百多张底片都留给了抗大存档。谁能想到，没过多久，日军的轰炸就落到了延安，存放底片的库房被炸毁，这张照片的底片也没能幸免。这一搁就是23年，1962年的一场家宴上，石少华陪着毛主席聊起延安的往事，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壮着胆子问了句： “主席，您还记得当年我给您拍的，和两个小八路聊天的那张照片吗？” 没成想毛主席立刻点头：“怎么不记得？你拍的那些都好，那张我尤其喜欢，一直收着呢。” 说着就吩咐人去取相册，翻到某一页时，他特意用手指了指：“就是这张，你看这两个小鬼，多精神。” 石少华凑过去一看，眼眶都热了，照片被保存得极好，边角没有一点磨损，显然是经常翻看的。他趁机追问：“您还记得这两个小战士的名字吗？当时你们具体聊了什么？” 毛主席闻言顿了顿，坦诚地说：“这个我还真记不太清了，两个小战士的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嘞。” 就是这句“记不清了”，让石少华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孩子，给这张照片补全背后的故事。寻找的路走了十几年，石少华托遍了老战友、老同事，凡是在抗大待过的，他都打听了个遍，可安定保和刘长贵这两个名字，始终没有下落。直到晚年，他整理口述资料时，才从一份东北干部队的档案里找到线索。安定保当年是张学思的通讯员，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抗战时在抗大担任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安定保跟着部队往东北敌占区进发，路过河北承德时遭遇日军包围。那仗打得惨烈，部队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安定保从此没了音讯，按惯例被追认为烈士。得知消息的那天，石少华把那张照片放在桌上看了很久，15岁的少年，最终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青春岁月里。又过了几年，1986年4月，石少华突然接到消息，辽宁丹东有位叫刘长贵的老八路，经历跟当年的小战士很像。他立刻赶了过去，在锦江宾馆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刚提起延安的往事，刘长贵没什么反应，可当石少华拿出照片，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手都有些发抖： “这张照片我家客厅就挂着，战友从军博复制给我的，我一直想知道是谁拍的。” 石少华赶紧追问：“你还记得当时跟毛主席聊了啥什么？” 刘长贵笑着说：“咋不记得！主席问我们多大，我们说了年纪，还叫他毛泽东。他就伸出手，在掌心里给我们写‘毛泽东’三个字，教我们怎么写。”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报出另一个名字：“当时跟我一起的，叫安定保，比我大一岁。”石少华这才彻底确认，眼前的老人就是他找了半辈子的小八路。刘长贵后来的经历也很传奇，1945年随抗大转战东北，成了东北野战军的战士，辽沈战役里冲过锋，抗美援朝时负过伤，身上的伤疤跟他的军功章一样多。一张普通的合影，为何能被领袖珍藏，被摄影师苦寻半生？毛主席俯下身的那个动作，是对少年战士的尊重，是把普通士兵放在心里的自然流露。当年的延安城里，有无数这样的青年，凭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把青春交给了革命。这张照片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定格的不只是三个人的瞬间，是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情，是老一辈对新一代的期许，是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缩影。 ‌【评论区聊聊】这样藏在细节里的温暖与力量，总能轻易触动人心。（信源：毛泽东专门收录的照片里，两个“小八路”是谁？——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