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汉奸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为什么不说话？”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语为耻。” 说起国学大师刘文典，可能有人没听过他的名，但多半见过他校勘的书——《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 这两部书直到今天还是研究古籍的必读书，连陈寅恪都夸他“校勘之精，天下罕见”。 可这位书斋里的大学者，在山河破碎时拿出的骨气，比他的学问更让人难忘。 早年间刘文典可不是只会啃书本的老学究。 1905年他进安徽公学，老师是陈独秀、刘师培这些大人物；1908年去日本留学，一边读早稻田大学的哲学，一边偷偷帮孙中山做事。 后来他成了《新青年》的首批作者，翻译的西方著作让胡适都佩服：“译笔当时没敌手。” 从北大到清华，再到安徽大学当校长，他教出了王力、任继愈这些后来的大家，课上得有意思，脾气也出了名的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炸响，北平的学生们卧轨请愿要抗日，刘文典二话不说支持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去。 可孩子体质弱，卧轨时受了风寒，回来就病倒了，没几天就病逝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刘文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可这份疼没变成消沉，反倒成了对日本人的恨。 那时候他在清华教书，每次上课前都要先讲一段国家有多危险，催着学生们“赶紧去研究日本，知道敌人才能打败敌人”。 为了让国人看清对手，他每天半夜三点还在译日文书，第二天上课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学生们知道内情后，眼泪都憋不住。 也是这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把这事扣上“赤化捣乱”的帽子，要召见时任校长的刘文典。 见面时蒋介石问：“你是刘文典？”他倒好，反呛一句：“我字叔雅，文典也是你能叫的？” 蒋介石骂他纵容学生，他更火，拍着桌子喊：“你就是新军阀！”后来被关了几天，还是蔡元培出面才捞出来，这事一传开，大家都知道这学者骨头硬。 粤系军阀陈济棠见他敢跟蒋介石叫板，觉得是个人才，多次写信请他去广东，还汇来一大笔钱。 刘文典看都没看就把钱退了，叹着气说：“日本人都打进来了，山河都碎了，不想着一起抗日，反倒搞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没来得及撤出北平，日本人知道他留过日、懂日语，想拉他出来撑场面，还找了他的老同事周作人来劝。 周作人说：“你出来维持教育，也算曲线救国。”刘文典当场就翻了脸：“国家民族是顶大的事，不能含糊！读书人要脸，这羽毛不能脏了！” 可周作人没听进去，还是当了汉奸。 日本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两次派宪兵抄他家，把于右任、胡适这些人的信都搜走了。 可刘文典不躲不逃，跟夫人张秋华坐在椅子上，穿件袈裟，昂着头抽烟，眼睛瞪着日本人，一句话不说。 翻译官催他回话，他劈头就骂：“我以发夷声为耻！”连亲弟弟刘蕴六投靠日伪，他都没留情面。 弟弟上门炫耀差事，他抓起饭碗就摔过去，骂道：“你忘了祖宗是谁了？滚出去！”从那以后再也没认这个弟弟。 刘文典跟别的文人不一样，他不只会喊抗日口号，更知道“知己知彼才能赢”。 早在1932年，他就写文章说日本的侵略不是临时起意。 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就有计划了，还把“向阳社—玄洋社—黑龙会”这些侵略组织的底给扒了出来，说黑龙会就是“日本吞并各国的发动机”。 1942年他写了篇《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说“飞机大炮不可怕，不知道敌人的底细才最可怕”，这话现在听着都在理。 那时候他已经辗转到了西南联大，住处被日机炸了，珍藏的书也被日军抢了，可他照样露天给学生上课。 1945年日本投降，大家都在喊要赔款要割地，刘文典却站出来说：“赔款割地可以不要，但琉球必须要回来。” 他还反复在文章里强调：“这小岛看着不起眼，却是海上的要害，丢了后患无穷。” 可惜当时国民党政府没当回事，后来琉球成了中美日之间绕不开的话题，这才让人佩服他的眼光有多准——几十年前就看透的事，好多人到现在还拎不清。 刘文典校勘《庄子》花了十五年，为了查《道藏》里的资料，直接住进白云观，神经衰弱了也不歇。 他的骨气硬，是把国家民族放在最前面，不管是对蒋介石的强权，还是日本人的刺刀，都没弯过腰。 他的眼光毒，是因为他不跟风、不糊涂，能透过热闹看到根儿上的事，比当时好多只会喊口号的人清醒多了。 文人常被说“手无缚鸡之力”，可刘文典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文人，骨头能比钢铁硬，眼光能比望远镜远。 学问能传世，骨气能立人，眼光能鉴世——刘文典这辈子，活成了中国文人最该有的样子。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在乱世中，文人的骨气和学问哪个更重要？ （信源：刘文典的抗日情怀——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