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北京朝阳医院的一则讣告让“黄帅”这个名字重新回到很多人的记忆里。 这位因癌症离世的编辑，四十多年前曾是全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小闯将”，而这一切的起点，只是1973年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日记。 那年秋天，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黄帅在日记里写了件小事： 同班同学上课做小动作，班主任齐鸿儒说了句“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她在日记里轻声提了句建议，觉得老师说话可以更耐心些。 这本是孩子最单纯的想法，却被班主任看成是拆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班里同学都被号召着批判她，要跟她划清界限。 小姑娘委屈得吃不下饭，夜里做梦都哭，实在没办法，就学着报纸上看到的样子给《北京日报》写了封信，盼着报社能来人帮着调解跟老师的矛盾。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 信寄出去她就后悔了，私下里也觉得自己有点冒失，毕竟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大家不算差。 谁也没料到，这封六百字的信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北京日报》摘编了日记，加了编者按公开发表，没几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 就这么几天功夫，黄帅从一个受委屈的小学生，变成了全国都知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全国的中小学都跟着动起来，搞“破师道尊严”的活动，不少地方还特意树了本地的“黄帅式人物”。 班主任齐鸿儒的日子更不好过，精神压力大到睡不着觉，最后只能认错，好在学校领导看得明白，没让他受到太大冲击，还能留在教师队伍里。 日子翻篇到1979年，报纸上又开始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 她没被打垮，凭着成绩从北大附中毕业，四个高考志愿全填了北京工业大学，就想留在父母身边。 大学里没人再把她当“闯将”，她总算过上了普通学生的日子，毕业后进了计算机研究所，1986年又跟着留学潮去了日本。 在东京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在当地研究所工作，1996年生了儿子，还当起了两年全职妈妈。 1998年母校出版社缺编辑，她二话不说回了国，后来还出版了本散文集《黄帅心语》，里面全是留学后的日记和人生感悟，没提多少当年的事。 她跟丈夫是在北京认识的，对方知道她的过去也没多惊讶，就说：“看不出你哪有名。” 儿子十岁那年，她也没急着讲当年的故事，觉得等孩子能懂了再说不迟。 1979年她考上大学后，还跟同学回学校看过齐鸿儒，师生一起去颐和园划船，谁都没提当年的矛盾。 2006年齐鸿儒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自己年轻气盛，批评方式太粗暴，对往事早就释然了。 2017年黄帅去世，走完了从政治符号到普通女人的一生。 黄帅的经历最让人感慨的，是个体在时代里的身不由己。 她写日记提建议，只是孩子的本能反应；写信给报社，也只是想解决跟老师的矛盾。 她从来没想过当什么“闯将”，却被政治力量推到了舞台中央，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等浪潮退去，她又得自己收拾残局，用几十年时间从符号变回普通人。 这种被动的身份流转，藏着太多时代给个体的烙印。 这件事对教育的影响也实实在在。 当年全国都批“师道尊严”，老师不敢管学生，怕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不少老师为了自保，干脆对学生放任不管，教育质量受了很大影响。 齐鸿儒还算幸运，有学校护着没受大冲击，可全国还有多少老师因为类似的事被批斗、被下放，连饭碗都丢了。 这也说明，教育一旦跟政治绑得太紧，没了自己的规矩，受伤害的不只是老师，更是一代孩子。 好在黄帅和齐鸿儒的和解，给这段沉重的往事添了点温度。 两个人都没揪着过去不放，一个放下了当年的委屈，一个承认了自己的急躁，这种互相体谅，比任何批判都更有力量。 时代的浪潮退去，留下的从来不是符号，而是一个个带着温度的人；历史的价值，也从来不在于记住谁是“英雄”谁是“罪人”，而在于明白什么样的路不能再走。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里，该怎么守住自己的本心呢？ （信源：“反潮流革命小闯将”黄帅逝世：小学时写日记卷入政治漩涡——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