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邓子恢向毛主席提出支持“包产到户”的建议，毛主席说：“你怎么又动摇了？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60年代的中国农村，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艰难恢复期，人民公社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磨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这年夏天，刘少奇托邓子恢去农村看看实情，邓子恢带着工作组跑了江苏、河北、山西、安徽四个省，脚底板沾着泥就摸清了关键问题： 公社规模太大，原来的高级社合并后，穷队富队拉平吃大锅饭，谁都没心思好好干。 他和工作组一起拟了份《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提出按生产队分收益，还主张缩小生产体制规模，这份文件后来成了毛主席主持制定《农村六十条》的底子。 1961年春天，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农村六十条》就是在这次会上定下来的，毛主席在会上特意说：“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 会议一结束，邓子恢带着人直奔广东、福建，钻进公社、生产队开座谈会，田埂上、食堂里、农民家里都去看。 到了老家龙岩，他瞧见集市上冷冷清清，农民手里没余钱没余粮，当场就提建议：放开点自由经营、自由市场。 等他11月再回龙岩，《农村六十条》已经落地，集市上的东西多了，农民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农村经济慢慢活过来了。 变化在1961年夏天就悄悄冒头了，不少地方农民自发搞起“包产到户”，安徽当涂县这么干了之后，粮食收成明显涨了。 原来“出工不出力”的问题没了，因为收成和自家收益直接挂钩。 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完，中央开始反思农村政策，邓子恢把各地的情况汇总成报告递上去，直言：包产到户能把集体和个体的好处结合起来，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他在报告里写得挺直接：土地是集体的，干部是党的，军队在咱们手里，搞包产到户怎么就不是社会主义？ 这年7月，邓子恢直接找到毛主席，把自己的想法摆了出来，还打了个比方：工业上能搞责任制，农业田间管理为啥不行？这东西不碰所有制，跟集体经济不冲突。 毛主席没同意他的说法，反问他：“包产到户都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 毛主席还拿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的例子，批评他思想动摇了。 到了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事被摆到了台面上。 毛主席当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的面问：大家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明着点出有人要在全国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 他还提了个问题：“难道咱们跟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现在反倒不行了？有人说搞包产到户四年就能恢复农业，这是把形势看扁了，下边的同志都说还有希望。” 紧接着他就讲起阶级斗争：“这次单干风刮的如此强烈，根源就出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接着说：“我跟各大区同志聊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那边，搞包产到户才半年，农村就分出了三六九等，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卖地的、放高利贷的都冒出来了。” 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这事跟反修防修绑到了一起，明确说：“农村还有地主富农残余，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的苗头。” 邓子恢在这次会上作了检查，这场关于农村政策的争论，以反对包产到户的主张占了上风告一段落。 其实这俩人的想法，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站在不同角度看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 邓子恢眼里，农民的积极性是头等大事，包产到户是解决平均主义的好办法，是在集体经济的框框里搞改进，说白了就是想让地里多打粮、农民多挣钱。 毛主席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扎得稳不稳，他把人民公社当成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命根子，觉得包产到户看着是搞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单干，一旦放开，刚攒起来的集体力量就散了。 那时候中国要搞工业化，得靠农村出人力、出粮食、出资源，只有集体化才能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要是分了户，工业化的底子就没了。 毛主席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刚立住脚，农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家是贫困户，没了集体帮衬，这些人根本活不下去。 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搞下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教训太深刻了，他怕刚走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又退回到老路上。 邓子恢扎根农村找问题，还有他对责任制的探索，给后来的农村改革攒下了实打实地经验； 毛主席守住共同富裕的底线，怕社会主义事业夭折的警惕性，为工业化铺了路，也给后来的脱贫攻坚留下了集体化的底子。 俩人的争论，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里，该怎么平衡效率和公平、怎么守住制度根基又敢闯敢试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探索，从来都是在问题里找答案，在坚守中求突破。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当年的分歧给今天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启示？ （信源：风雨十年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长子邓淮生访谈录——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