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2年，名妓严蕊被朱熹抓进大狱，狱卒扒掉了她的衣服，强迫她趴在冰冷的地砖上，用藤条反复抽打身体。朱熹逼严蕊承认与太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谁知严蕊却死不认罪！ 南宋淳熙九年的台州，海风带着咸腥味钻进牢房的铁窗，油灯将严蕊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像幅被揉皱的残画。她本是营籍中的词女，指尖能弹《梅花三弄》，笔下能填《如梦令》，却因一场桃花宴成了官场漩涡里的浮萍——这边是理学大家朱熹的铁面，那边是太守唐仲友的许诺，而她，只是夹在中间的一片花瓣，风往哪吹，身不由己。 变故起于一场旱灾。浙东颗粒无收时，朱熹以常平茶盐公事巡行至此，撞见饥民捧着空碗哭诉，说唐太守催税比虎狼还急，公库里的银子却养了营妓。朱熹本就看唐仲友不顺眼——一个尊程颐的“存天理”，一个学苏轼的“任情性”，学术上的水火，早烧到了官场。 他翻出账册，指着“唐仲友以公款为四十营妓制衣”的记录冷笑，尤其严蕊名下那套藕荷色罗裙，针脚细密得像藏着什么秘密。“传严蕊！”朱大人的声音砸在公堂上，惊飞了梁间燕子。 牢里的日子是数着鞭痕过的。第一次受刑时，严蕊望着墙角那株从砖缝里钻出来的野草，心想：它尚能顶开砖石，我为何不能守住清白？朱熹隔着铁栅问：“唐仲友给你的银盏，是不是定情物？”她咳着血摇头，藤条便又落下来，背上的血珠渗过破衣，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油灯昏黄的光。 两个月前的东湖宴还在眼前晃。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醉醺醺地念词：“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当时她只当是句戏言，如今却成了朱熹口中“密熟出入无间”的罪证。唐太守曾握着她的词稿说：“蕊妹，我必为你脱籍。”这话现在听来，竟比藤条还疼——他自身难保，又怎能护她？ 转折点藏在秋风里。宋孝宗被朱熹接连六封奏疏闹得心烦，甩了句“秀才争闲气”，派岳飞第三子岳霖来查。岳霖见严蕊时，她正蜷缩在稻草堆里，背上的疤像地图上的河网，纵横交错。“你可有冤情？”他问。严蕊没哭，只缓缓道：“请大人赐纸笔。” 那首《卜算子》便是此时写就的：“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岳霖读着词，想起父亲当年在风波亭的冤屈，忽然红了眼。按宋律，官妓无照会外出杖八十，涉公款可判徒刑，朱熹的指控并非全无依据；但严蕊的供词字字泣血，倒像是有人借律法报私怨——或许，学术之争一旦披上权力的外衣，就再难辨清黑白了。 三日后，岳霖判严蕊无罪，准其从良。出狱那天，台州下着小雨，她穿着粗布裙，手里攥着岳霖给的脱籍文书，走在青石板路上。百姓围着看，有人说她是贞烈女子，有人骂她是祸水，她都没听见，只觉得空气里有桃花的香味，和两个月前东湖畔的一样。 朱熹后来调任，继续著书立说，程朱理学成了后世的“正统”；唐仲友闲居家中，再未出仕，永康学派的火种渐渐熄灭。严蕊呢？有人说她嫁了宗室子弟，琴瑟和鸣；也有人说她隐入山林，真的过上了“山花插满头”的日子。 这场由学术恩怨点燃的风波，最终让一个官妓成了野史里的主角。或许在那个年代，女子的清白比士大夫的名声更易碎，却也更坚韧——就像她牢房里那株野草，没人浇水，照样能等到春天。只是不知多年后，当朱熹在书斋里写下“存天理，灭人欲”时，会不会想起那个趴在地砖上，宁死不认“逾滥”的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