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秋天，大西洋的风裹着硝烟味，刮进唐宁街十号的时候，一个桃花心木柜子从古巴漂洋过来了。 柜子嵌着黄铜锁扣，打开时，整间屋子都漫开雪茄的焦甜香——古巴人说，这是给温斯顿·丘吉尔的礼物，谢他把纳粹挡在英吉利海峡外头。 首相府的秘书科尔维尔拿手帕捂着鼻子，指尖在柜沿敲了三下，转头就往安全部门打电话：“战时的东西，得照规矩来。” 规矩就是开箱查验。 四十七个穿制服的人围着柜子站成圈，挑雪茄的动作比拆炸弹还轻，最后选了四十七支，油纸拆开时，有三支的茄衣上沾了黑点点。 显微镜下一看，技术员把报告拍在桌上：“老鼠屎，还有虫子拉的玩意儿。” 林奇医生带着两只白鼠进了实验室，一支雪茄的碎屑混着水，给老鼠打了针，另一支点着了，让老鼠凑着烟嘴闻。 第二天一早，铁笼子里的白鼠蜷成两团，爪子还搭在没抽完的烟蒂上。 消息传到丘吉尔耳朵里时，他正捏着钢笔在地图上画红线，笔尖顿了顿，烟灰落在“北非战场”四个字上。 “所以，古巴人想毒死我？”他抬眼皮问，声音里裹着雪茄烟嗓特有的沙哑。 科尔维尔递过检验报告，纸页边角都被汗水浸卷了：“安全部说，剩下的九百多支……要不全烧了？” 老头子没接报告，伸手从木柜里抽出一支没开封的雪茄，牙齿咬掉茄帽，火柴“嚓”地划亮，火光照着他布满沟壑的脸。 “1900年在南非战俘营，我嚼着草叶都能活下来，”他吐了个烟圈，烟圈飘到地图上，正好罩住柏林的位置，“现在一支雪茄就能要我命？” 其实那三支有异物的雪茄，后来林奇又做了次化验——另一种解释是热带运输时船舱潮湿，木头柜子里钻了老鼠，虫粪也是烟叶在仓库里自然招来的。 可1941年的英国，谁也不敢赌那万分之一的可能。 海军大臣那会儿，他在加里波利战役败得一塌糊涂，躲在战壕里还揣着雪茄盒；敦刻尔克撤退时，德军飞机在头顶炸，他蹲在防空洞里照样抽。 这柜子雪茄后来怎么样了？ 有人说他分给了内阁成员，每人一支，说“尝尝古巴朋友的心意，顺便看看谁的命比老鼠硬”；也有人说他自己留着，晚上写演讲稿累了，就摸出一支，在月光下慢慢转着圈。 那年冬天特别冷，唐宁街的壁炉总烧得旺，烟囱里飘出的烟，一半是煤块燃的，一半是雪茄的——谁也说不清哪缕烟里，藏着让纳粹头疼的底气。 后来丘吉尔的传记里没提这档子事，只写他晚年常摸着雪茄盒说：“古巴人懂我，就像我懂战场上的枪炮声一样。” 现在那柜子还在丘吉尔庄园的书房里，锁扣生了锈，拉开抽屉，能看见最底下一层垫着的油纸，上头有个浅浅的烟烫印，像个没说完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