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很多人觉得安乐死是 “体面告别”，是给重病患者解脱痛苦的人道选择，但这话得站在不用为钱发愁的角度说才成立。 现实世界里，医疗资源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富人得了重病，能砸钱用最好的靶向药、请顶尖专家团队、住高端护理病房，就算治不好，也能靠先进的镇痛技术和营养支持减轻痛苦，好好走完最后一程。 可穷人呢？一场大病就能掏空家底，后续的治疗费用、护理费用像座大山压得全家喘不过气，别说高端治疗了，有时候连基础的止痛针都得反复掂量。 这时候如果安乐死合法化，“选择死亡” 就可能从 “权利” 变成 “无奈”，不是病人真的想放弃，而是实在付不起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被迫选择这条路。 全球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放开安乐死，可这些地方的现实情况，恰恰印证了对穷人的风险。 荷兰是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2002 年合法化后，安乐死的人数逐年攀升，2017 年就达到了 6585 人，这里面不仅有癌症晚期患者，还出现了因为洁癖、酗酒治疗失败就选择安乐死的个案。 更让人揪心的是 2016 年的一起案例，一位 74 岁的痴呆症老人，早年曾书面表示过愿意在合适时机接受安乐死，但执行前几天她多次说自己不想死，结果医生还是偷偷在她咖啡里加了镇静剂，注射药物时老人突然苏醒挣扎，最后医生在她家属协助下按住她完成了注射。 这起案件成了荷兰安乐死合法化以来首例医生被起诉的案子，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当患者失去清晰表达意愿的能力时，所谓的 “自愿” 很容易被他人的意愿裹挟，而穷人、老人、残疾人这些弱势群体，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真实想法的人。 加拿大的情况更值得深思，这个国家安乐死的年度数量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多，自 2016 年合法化后，已有超过 6700 人通过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当地有研究专门调查过申请安乐死的人群，发现其中不少人来自长期贫困家庭，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他们选择安乐死的核心原因不是无法忍受的生理痛苦，而是心理上的绝望，没钱改善生活、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支持、被疾病和贫困双重压迫得喘不过气。 更讽刺的是，加拿大的家庭护理等支持服务往往要排很久的队，可申请安乐死最快 90 天就能获批，相当于社会在变相告诉穷人：解决痛苦的最快方式不是帮你摆脱贫困、获得治疗，而是让你结束生命。 有人说可以靠严格的法律程序规避风险，但现实远比条文复杂。荷兰法律规定安乐死必须满足 “疾病无法治愈、痛苦难以忍受、患者自愿、两名医生批准” 等多重条件，可即便如此，还是出现了强制注射的案例。 这是因为 “自愿” 这个前提在现实中很难界定，重病患者可能因为疼痛、抑郁失去清晰判断，老人可能被家人的暗示影响，而穷人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所谓的 “自愿” 更像是一种没得选的妥协。 更可怕的是，一旦安乐死开了口子，就可能出现 “滑坡效应”，从晚期癌症患者扩展到痴呆症患者、残疾人，甚至是生活困苦的精神疾病患者，就像比利时已经允许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在家长同意下申请安乐死，荷兰也有越来越多精神疾病患者选择安乐死，这背后其实是对弱势群体生命权的变相漠视。 当生命的价值可以被 “是否有用”“是否昂贵” 来衡量时，弱势群体永远是最先被牺牲的对象。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禁止安乐死，不是不理解重病患者的痛苦，而是看透了人性的复杂和制度的漏洞，在医疗资源不均、社会公平尚未完全实现的当下，放开安乐死只会让富人的 “体面” 建立在穷人的 “无奈” 之上，让 “结束生命” 成为解决医疗资源不足、贫富差距的廉价方案。 更现实的是，现在的医学技术早就能实现 “减轻痛苦” 和 “延长生命” 的平衡，就算是终末期患者，通过规范的癌痛治疗、安宁疗护，也能在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完最后一程。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临终关怀服务，就是为了让每个生命都能被尊重，而不是用 “安乐死” 这种极端方式回避问题。 那些喊着支持安乐死的人，不妨想想，如果有足够的医疗资源、足够的社会支持，谁愿意主动放弃生命？所谓的 “人道选择”，前提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只能在 “花光积蓄治病” 和 “选择安乐死” 之间二选一。 说到底，禁止安乐死不是冷漠，而是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没有实现医疗资源全民共享、社会公平真正落地之前，安乐死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 “人道”，只会是穷人无法逃避的噩梦，这也是全球 190 多个国家坚守禁令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