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出继续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打倒反动政府，驱逐外国在华势力，实现了民族独立。然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按理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实力。但是毛主席却提出要继续革命。 新中国刚立起来那几年，街头巷尾是一种“总算熬过来了”的神情。 反动政府被推翻，外国在华势力被赶走，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把剥削阶级挤出权力，很多人觉得大事既然有了交代，接下来就是修路、办厂、填饱肚子。 毛主席心里盘着的是另一笔账。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台，军阀很快轮流坐庄；北伐旗帜打得很响，旧势力换身军装又回来。牌子可以换，老规矩留着，总有一天翻身，这种轮回对他来说太熟。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对“和谈”的态度基本定下。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批评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搞“和平统一大同盟”，认定那是美方和蒋宋使的缓兵计，只能揭露，不能拉拢。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地盘越打越小，“和平”二字却被抬得很高。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美方和国民党当局正筹划“和平运动”，逼共产党停战议和，保住现有地盘和军队，为自己争喘息时间，提醒全党必须把战争打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主席在西柏坡写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外界多说这是对蒋介石求和的回答，文章真正盯着的，是革命阵营内部那些摇摆的目光。那时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共产党有和平诚意，政府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办法，同时加上前提：宪法不能违，民主宪政不能破，中华民国的国体法统要保，军队要有保障，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生活水准要维持。 听上去温和，其实是在给旧政权加保护壳。 “和平风”并不只吹在南京那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独裁已经厌倦，却对美方和李宗仁抱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 中国工程师学会里，一些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鼓吹“中间道路”，有人希望通过和谈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力量，有人想吸收国民党残余壮大自己，还有人写信给毛主席，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把话挑明。 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一面利用国民党政府兜售“和平”阴谋，一面又设法利用那些同他们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往来的人，让他们混进队伍，打着“反对派”“中间派”的旗号，为反动势力留后门。 文章摆出两条路，要么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要么让革命半途而废，违背人民意志，让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哪天清早再猛扑过来，把革命掐死，让全国重新掉进黑暗世界。 这话说给中国人民，也说给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每一家都被推到两条路中间，必须自己选方向。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符定一、周建人、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十九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东北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茅盾等人，提出三点认识。 辛亥革命和北伐的教训说明，养痈贻患，芟恶务尽，不把毒根挖干净，祸根会回头。 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架子里不能给反动分子留座位，人民阵线内部也容不下所谓“中间路线”。局势复杂，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把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拧成一股绳。 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把“能不能谈和平”说细。 中共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权谈，但有八条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声明发出，当天中央让东北局邀请民主人士座谈。李家庄那边也在讨论，意见很快靠拢，只承认把这八条当成先决条件，才算真正、民主、彻底、长久的和平。 一月十七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再发电报，表示毛主席提出的八条，是完成中国革命的最低限度先决条件，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正注视所谓国际干涉阴谋的酝酿，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借“调停”名义干涉中国内政。 东北方面回电说已经详细讨论，决定发表告国人的文件，表明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态度。 继续革命这四个字听着刺耳，其实就是把门拴紧一点，不让历史往回拐，把前面流的血当成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