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被张学良处决后，他的亲信李景明和王子明便立刻反水，霸占了杨家财产60余万元。然而这一消息被张学良得知后，他却怒不可遏，决定为杨宇霆家人主持公道。 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中炸死了张作霖，张氏父子二人原本共同掌控的东北奉系势力陷入震荡。 虽然张作霖死前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但作为嫡长子、又已掌握一部分军政权的张学良在名义上成为了东北政治的最高统帅。 此时的东北不仅是抗争各方的资源要地，也因为地缘、铁路和财政等问题，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 杨宇霆是奉系旧部的老臣。他在张作霖手下长期担任参谋长、训练总监等职务，位高权重，在军政体系和与日方、日本人雇员之间都有深厚联系，是“老牌权臣”。 张学良虽身为新派统帅，但经验尚浅，与杨宇霆等东北旧臣之间始终存在权力张力。 杨宇霆不仅习惯于亲自操办军政大事，而且经常以一种近乎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张学良说教、批评甚至否决，这让年轻的张学良感到既尴尬又难堪。 与此同时，杨宇霆的心腹、曾掌管东北铁路局的常荫槐亦权力大增，他们合力想通过成立所谓的“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来进一步巩固对东北铁路体系和财力的掌控。 在东北军尚在整合时期，这种举动被张学良视为潜在的“权力分化”。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在沈阳为其高龄父亲举行盛大寿宴。本该是拜谒祝寿、巩固人心之际，但宴会现场却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一幕。 张学良带着夫人亲自到场，可在席间却惊见不少宾客对他毫无礼遇，甚至有人当众喊出：“杨督办才是东北真正的主心骨。” 那一刻，张学良坐在角落里默默握着茶杯，看着眼前的局势内心波涛汹涌。 席间，无人主动引路、无人相顾，更有宾客把他置于边缘，这一切对一位新任统帅来说，绝不仅仅是礼数失敬，而是公开的权力象征抢夺。 宴席结束后，当张学良将此情此景回到帅府，与妻子讨论时，于凤至直言：“今天这个局面，杨宇霆才像是真正的主人。”这句话彻底激起了张学良内心深处积压已久的怒火与隐秘不安。 这一次宴席风波，让张学良内心深处对杨宇霆的怨恨急剧积累：既有权力之争的焦虑，也有政治声望、统帅尊严被公开抢夺的羞辱。经过长期忍耐，这一切终于将他的耐性推到了极限。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再次来到 대帅府，请张学良在一份有关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上签字。 该提案如获批准，将让杨与常在东北铁路系统乃至整个地区更具实际控制权。张学良翻阅文件，眉头紧锁，他意识到此举对自己掌控东北统政大权将是重大威胁。 张学良故作平静地回答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先吃完晚饭再慢慢谈。”然而这种拖延并非犹豫，而是他内心权衡之下的迟疑。 杨宇霆对此不悦，很快离开帅府，似乎并未察觉自己已将一粒引信点燃。 晚餐过后，当夜幕降临，张学良召集忠于他的卫士在老虎厅（帅府内用于会客的厅堂）埋伏。待杨宇霆与常荫槐应邀再次走入厅中时，十几名卫士冲出，以武力将二人制住。 老虎厅内的枪声迅速打破了沈阳帅府的夜色。两声、三声，杨宇霆与常荫槐倒在了地毯上。 那一刻，东北军内部的权力格局彻底变了。杨宇霆这一位曾经权势滔天的老臣，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二日，张学良向外界发布公报，为自己的决断辩解。他称杨宇霆与常荫槐阻挠东北统一、妨碍易帜政策，必须依法处理。同时他向国民政府及各省通电解释缘由。 不过在公开之外，张学良也显示出某种复杂情感。 他向被送往德国留学的杨宇霆长子写信，表达自己的沉痛与安慰，并亲自题写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此外，他还资助杨、常两家各一万元慰问金，避免牵连家属。 关于杨宇霆家族的经济财产，史料指出他生前家族拥有大量财富，在东北军内部和铁路、财政系统有深厚积累。 据一些资料统计，当张学良处置杨宇霆之后，对其家族财产进行了清查，估计约有60余万元（约当时银元计）被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