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根本没有发生过大屠杀！”1946年，南京大屠杀时，下令杀光南京人的松井石根在接受审判时，平静地开口表示。 1946年，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松井石根，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面无表情，整个人仿佛与这场审判毫无关系。 面对一屋子法官还有来自各国记者，他却抛出一句让人瞠目结舌的话：“南京根本没有发生过大屠杀！”有那么一瞬间，现场安静到连呼吸都听得见。 这种公然否认铁板钉钉历史事实的态度，让审判现场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其实，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发生时，南京城里不只住着中国人，也有不少西方国家的侨民。 早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英国、美国、德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医生已经身在城中。正因为这些外籍人士的存在，大屠杀的经过被详细地记录下来。 许多资料被带回了本国。他们甚至在屠杀期间就冒死抢救难民，把亲眼所见的景象写成报告邮寄到国际社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约翰·拉贝、魏特琳、贝慈医生等，亲身见证了许多惨状。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 城内外传来剧烈的枪炮声，街道上一片混乱。老百姓四处逃窜，幸运的奔进了国际安全区，剩下的只能在巷子里和破房子里寻求一点临时庇护。 那时候松井石根任第六军区司令官，指挥着日军的主力部队。这一天南京很快失守，接下来的日子，城市还未从战争惊恐中缓过神来。 日军就实施了长达数十天的暴力清洗。目击证人后来说，白天见不到几个人，晚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哭喊声。 日本军队四处搜捕，他们将平民、老弱妇孺从家里拖出来，有的直接被刺刀挑杀，有的被带到江边成群枪决。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不少妇女、儿童、老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国际友人在报告中说，自己眼睁睁看到一群难民被带到江边，日军开枪后，鲜血顺着台阶流进了长江。有的地区堆积的遗体一时间都来不及掩埋，成了一条条“血路”。 西方人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和中国义工一道，为幸存者抢救物资，开设临时收容所。每天都有全城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赶去避难，不少西方人给劫后余生的人拍照、登记名字。 只希望日后能找到亲人。魏特琳日记里写着夜里听见枪声不断，常常整宿睡不着。德国人拉贝顶着头衔到日本司令部抗议，有时候甚至以公开身份勉强救下几波难民。 松井石根作为上级司令官，他几次巡视南京，还在日记里留下过对城内景象的感受。他批示军队要严密控制南京，但同时他的命令却为暴力提供了条件。 许多史料显示，师团长甚至中下级军官无一不在他的掌控之内。在那里，部分新兵刚进城时面露犹豫，结果很快被同僚、长官带动，参与暴力行为。 一些怯懦的人还会被嘲讽为没胆量，连带也变得冷酷起来。城内几处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西方人设立的安全区。这些区域门口贴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 松井石根和其部下却并未彻底制止士兵的侵犯。难民们挤在几百平米大小的小屋内，连呼吸都觉得拥挤。许多被救出来的孩子回忆：“一觉醒来，身边多了几个陌生人，晚上还得轮流守夜。” 即便如此，每天还是有人被抓走，再也没回来。到了屠杀后期，南京差不多像是一个沉默的城市。日本军队开始在全市清理“战后痕迹”。 不少士兵拍照留念，还有极个别人试图将这些片段写进日记。普通老百姓很少能看到日军高官，但坊间都传说，“有个日本大头兵每天都在城里巡视，看起来挺有威严。” 其实那个正是松井石根。1938年初，日军开始销毁证据，命令部分军队转移阵地，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都掩埋掉。 与此同时，南京的西方友人将现场所见全数用笔记、照片、证词的方式传到了世界各地。那一年春天，南京街头很多老百姓还没从屠杀的阴影下走出来。 来到1946年，东京法庭上，松井石根被带到审判席。他态度依旧强硬，面对提问时回答得滴水不漏：说自己进城后身体不适，基本住在后方，对士兵举动完全不知情。 还好检方手里早已搜集到他的书信和日记，抓住关键线索，把当年下达命令的细节一一对照。现场有几位外国人作证，他们用自己的亲身见闻回击否认大屠杀的谬论。 松井石根看见证据一个接一个拿出来，原本强硬的嘴脸也变得不再自在。可他依旧试图撇清自己，说那些命令都是其他部队将领自作主张。 直到被问及日记记录和亲笔文件，他开始支支吾吾，言辞前后矛盾。庭审时间持续很久，外界关注度极高。每有新证人出庭，都会引发一阵议论。被问及南京的具体情况时。 不论松井石根嘴上怎么否定，现场摆出的资料都让事实变得清清楚楚。有人甚至说，那些带着斑斑血迹的文件就是“最不会说谎的证人”。 等到1948年，法庭终于宣布判决。松井石根被带上法庭，他明显知道自己没什么好辩解，神情木然。法官宣读判决时，松井石根——这个曾经自信满满的将军。 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惩罚。他的人生在那一天画上句号，而南京城、受难者和历史学者留下的大量证据，使得这段历史过程再也难以被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