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亲自找到袁殊，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说：“靠老婆生活。”戴又说：“那你就给我做事吧。”之后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创办过刊物，也在新闻界闯出了不小的名头。 1931年10月，经潘汉年介绍，年仅20岁的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人员。 当时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组织给袁殊下达的任务，就是褪去左翼文人的鲜明色彩，伪装成普通的市井之人，一步步打入敌人的核心圈层，为党获取关键的战略情报。 袁殊先是借着同乡的关系，结识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 他投其所好写下一份工作意见书，顺利获得对方的信任，成功打入中统内部的秘密组织，还拿到了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 靠着这个记者身份，袁殊能自由出入南京政府的各类记者招待会，也凭借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事务的深入了解，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对这个总能拿到独家消息的年轻记者十分看重，主动提出让袁殊为日方工作，每月给他提供固定的交际费用。 这件事袁殊第一时间向党组织做了完整汇报，潘汉年判断这是打入日本情报系统的绝佳机会，同意了他与日方的合作。 就这样，袁殊同时拥有了中共特科、中统、日方情报人员三重身份。 1937年4月，为了进一步给自己增添保护色，拓宽情报获取的渠道，他又加入了上海的青洪帮，成为和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有了更多周旋的底气。 抗战全面爆发后，戴笠正为找不到熟悉日本情况、又和日方有稳定联系的人发愁，杜月笙向他提起了袁殊的情况，戴笠听后当即决定亲自登门招揽。 这次见面前，袁殊已经第一时间把所有情况汇报给了潘汉年，潘汉年明确告诉他，这是打入军统内部的难得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 所以面对戴笠的招揽，袁殊没有丝毫犹豫就应了下来，戴笠当场给他定下了两项具体任务，一项是全面收集日本方面的各类军事情报，另一项是无论后续时局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必须坚守在上海，不能擅自撤离。 同时戴笠还给他批了每月三百元的活动经费，正式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 从这之后，袁殊凑齐了五重身份，明面上，他是知名记者，是青洪帮的核心成员，和国民党中统、军统都有深度牵连，还和日本情报机构走得极近，甚至后来成了日方岩井公馆的核心负责人。 但没人知道，他所有的行动，都始终在中共地下党的指挥下进行。 他从来不带公文包外出，所有的情报内容都靠脑子硬记下来，回到住处再完整默写出来交给潘汉年，再按照组织的指示，筛选部分内容交给军统和日方，以此获取各方更深层的信任。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他利用岩井公馆的电台，在深夜把一份份关键的战略情报发往延安，包括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还有日军的兵力部署动向，都通过他的手，第一时间送到了党中央的手中。 他还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在日伪的严密封锁下，掩护转移了八百多名革命同志，多次冒险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完成了无数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军统因为他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再次任命他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其中将军衔。 可就在戴笠约定和他见面的三天前，袁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悄悄变卖了上海的家产，秘密转移到了解放区，彻底撕下了所有的伪装。 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才查清他的去向，那个被他们大肆宣传的抗战有功人员，瞬间就被打成了共党汉奸，军统立刻对他下达了全国通缉令。 后来的岁月里，袁殊受潘汉年案牵连，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 《中共党史人物传》里专门记录了他的生平，肯定了他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