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家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1991年，苏联一夜之间解体，原本庞大的军工科研体系轰然倒塌。 在乌克兰，像基辅的飞机设计院、哈尔科夫的坦克工厂，往日灯火通明的实验室突然断了经费。 这些曾研制出世界顶尖发动机、钛合金焊接技术的专家，有的被迫去市场卖鞋，有的用专业知识换几斤土豆。 据统计，仅乌克兰一国，就有超过三万名高级科研人员陷入困顿。 消息传到中国，一场低调的人才引进行动迅速展开。 国家启动“双引工程”，专门针对独联体国家的技术专家。 与西方简单粗暴的撒钱不同，中方派出的工作组带去的合同里，除了薪酬，还详细注明了家属安置、子女入学等条款。 在基辅理工学院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位搞了三十年发动机材料的专家，握着中方人员的手久久不放。 他说，美国人也来过，给美元，给机票，但没问过他妻子能不能找到工作，孩子去哪里上学。 很快，第一批两百多名专家携家带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他们被安置在北京、西安、成都等地的研究所和工厂。 临行前，有人担心语言不通，有人害怕生活习惯不同。 可当他们走进分配好的公寓，看见厨房里备好的面粉和食用油，卧室里甚至按照俄式习惯铺了厚毯子，不少人的眼眶红了。 然而安置工作刚结束，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汇报到了主管部门。 好几家单位的领导在欢迎会后都遇到了同样的事：那些刚安顿下来的专家，私下找到他们，神色郑重地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不是提高薪水，不是改善住房，而是询问如何申请恢复苏联共产党员的身份，如何参加中国的党组织生活。 一位来自黑海造船厂的老专家，曾是苏共老党员，他在顿河畔出生，在工厂里入党，一辈子信仰马列。 苏联解体后，他在街上亲眼看见有人把党证扔进火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抽空了。 来到中国后，他看到单位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看到年轻党员开会学习，那种熟悉的氛围让他突然有了归属感。 他拉着翻译的手说，党不在了，但信仰还在，能不能让我重新回到组织里？ 面对这一请求，当时的工作人员既震撼又为难。 震撼的是，这些经历了国家剧变、远走他乡的人，最珍视的竟不是物质补偿，而是一个政治身份。 为难的是，外籍人员入党并没有先例。 一位当时负责接待的老同志后来回忆，他忍不住问那位专家，你就不担心待遇和家里人？对方摇摇头，指着心口说，这个安定了，别的都能克服。 这些专家带来的不仅是信仰，更有实实在在的技术突破。 航空领域，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大飞机专家金琴科·瓦列里来华后，一头扎进车间，把苏联重型运输机的结构设计图纸一点点转化成我们能用的方案。 材料领域，纳米专家奥坚科·沃洛德梅尔带着团队攻克了多个难关。 还有被称为“航母之父”的巴比奇，在辽宁舰的改造过程中，他面对锈迹斑斑的船体，拿出当年设计瓦良格号时的原始手稿，和中国工程师一起趴在图纸上，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核对。 几十年过去，那些当初来的专家，大部分留在了中国。 有人获得了“齐鲁友谊奖”，有人成了大学里的外聘教授。 他们的子女在中国上学、工作，甚至结婚生子。 他们习惯了用筷子，学会了说汉语，可每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还会悄悄聚在一起，唱起那些老歌。 当年那个要求恢复党员身份的请求，最终因为政策原因没能实现。 但许多单位想了个变通办法：邀请他们列席党组织的学习活动，参加党课。 一位老专家每次听课都带个本子，记得工工整整。 他说，这就够了，能听见组织的声音，心就不慌。 如今，当我们看着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看着航母驶向深蓝，不应该忘记，这里面有一群外国老人的青春和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