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海：小时候我确实渴望出名，但真正成名后才发现，做人变得格外艰难。 我曾说过，我是一个集体荣誉感极强的人。在俱乐部，我为自己的城市而战；在国家队，我为我的祖国而战。尤其是奥运会这样的赛事，对一名球员而言，一生或许只有一次参与的机会，格外珍贵。当赛场上奏响国歌的那一刻，那种为国效力的激动心情，局外人或许很难真正理解。因此，那天我才会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这也说明当时的我还太过年轻，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事后有人说我太较真，把胜负看得太重。我激动时也会说气话，扬言以后要看得开些。但冷静下来想想，事关国家与集体的荣誉，我恐怕还是会如此较真，还是会“看不开”——当然，我绝不会再重蹈年轻时的覆辙。 那时候的我，虽然话不多，但性格外向倔强，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忍不住要发声，这也是我会在场上与裁判发生冲突的原因。也正是这种性格，为后来我与米卢的矛盾埋下了伏笔。1999年，我的情绪其实一直不太稳定：出于大连人的责任感，我从水晶宫回到了万达队，可离开时球队是冠军，归来时却要为保级而战，巨大的反差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释怀。 此外，在英国生活训练一年多后，我已习惯了那里的管理模式与训练方法，回到万达队后反而感到格格不入。那段时间身体也一直处于疲劳状态，直到九强赛开战前才慢慢恢复。或许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导致了我在那场比赛中的情绪失控。 我并非在为自己当时的鲁莽找借口。那时候，在许多球迷眼中，我还是个“乖孩子”。事情发生后，他们为我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真的以为我变“牛”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孙继海永远是平民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的始终是普通人的血液。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确实太过年轻，也为这份年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后，主教练霍顿与领队李晓光都批评了我，他们说有荣誉感是好的，但处理方式太过鲁莽。我的父母、家人和朋友也纷纷对我进行劝导，我内心充满了悔恨与自责，当时我还未能预料到，我的行为会给国奥队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 后来，国际足联的正式处罚令下达：我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事一年，国内赛事禁赛一个月。 国奥队就此解散，进军奥运会的梦想彻底破灭，我们每个人都身心俱疲。 1999年的秋风，似乎格外萧瑟。 1999年的秋风，吹落了枝头的黄叶，满眼皆是萧瑟之景。 那一年，霍顿离开了中国队主教练的岗位。或许他当初也曾怀揣着带领中国队进军世界杯的梦想——对于任何一名职业教练而言，这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光荣与梦想的象征。如今梦想破灭，他也只能黯然离去。这就是职业化足球的残酷之处，世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后来也有人假设，若继续让霍顿带队，他能否带领中国队闯进世界杯决赛圈？但历史无法重演，这样的假设终究毫无意义。 值得霍顿欣慰的是，他“整体攻防、攻守平衡”的足球理念，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球员。2001年亚洲十强赛中，我们仍能看到霍顿、戚务生、徐根宝、施拉普那、高丰文、曾雪麟等前辈教练的影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为中国足球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而我，怀揣着国际足联的禁赛令，在这萧瑟的秋意中回到了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