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对17岁的杨静娟，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烙刑、电刑、用钳子拔掉她的指甲。当时的日军能够想到的刑罚，都用到了17岁的杨静娟身上！ 审讯发生在浙江舟山定海。那时的舟山群岛已经被日军占领一年多。1939年6月，日军自海上进攻，占领定海、普陀等地，并在定海设立宪兵队和警备机构，实行严格的通行证制度和宵禁制度。 《舟山市志》《浙江抗战史》均有记载，日军为控制海上交通与渔业资源，将舟山作为重要海军前沿据点。凡被怀疑参与抗日活动者，一律拘捕审讯。 杨静娟出生于1923年，家住舟山定海。1939年日军入侵后，地方出现多种群众性抗日组织，其中包括“抗日后援会”“救亡宣传团”等。 许多青年学生参与其中，负责张贴标语、抄写传单、向渔民和商户宣讲抗战形势。杨静娟16岁加入宣传队，成为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地方档案中记载，当时宣传员常利用赶集或送货的机会，将手写传单夹在货物或发髻中分发。 1940年春，定海周边抗日活动频繁。日军宪兵队加强搜捕，收买个别失节者作为耳目。告密现象在占领区并不少见。多起抗日人员被捕均因内线暴露，相关案例见于战后对日军审讯资料整理。 杨静娟在执行一次联络任务时遭遇伏击，被捕带往定海审讯室。日军意图逼问组织名单和据点位置。 酷刑在当时占领区并非个案。南京、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的战后审判材料显示，日军宪兵队常采用老虎凳、电刑、烙刑、拔指甲等方式逼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资料也确认此类刑讯存在。杨静娟在审讯中拒绝交代任何信息，多次昏厥后仍未松口。日军军官曾以释放为诱饵劝其配合，杨静娟明确拒绝。 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许多抗战者的信念，在审讯室里也有同样的坚持。 定海城内对公开处决早有先例。占领当局通常将抗日人员押往北门外示众，以制造恐惧。地方志记载，1940年前后定海北门外为公开枪决地点之一。日军希望借此压制抗日宣传力量。 然而历史表明，公开处决往往激起更多反抗。 杨静娟被押赴刑场时仍保持沉着。围观群众被迫站在警戒线外，不得喧哗。舟山渔民长期在海上谋生，对侵略者心存怨恨。 多位地方老人回忆，处决之后，部分群众夜间秘密前往收殓遗体，冒着被抓捕的风险进行安葬。这样的行为在沦陷区并不罕见，既是对烈士的敬重，也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杨静娟牺牲后，舟山地区抗日活动没有停止。部分青年加入游击力量，渔民在海上为抗日队伍运送物资。浙江沿海抗战史料记载，舟山海域成为重要交通线之一。 抗战期间，群众性组织在艰难条件下持续运作，尽管人员不断被捕，但组织始终没有完全瓦解。 战后整理烈士名录时，杨静娟被列入浙江省革命烈士名单。舟山建立纪念设施，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时提及其事迹。 档案与地方志成为保留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那间审讯室早已不存在，北门外的刑场也恢复为寻常街道。1940年的细节仍能在资料中找到痕迹。 一个17岁的青年在严刑之下拒绝供出同伴，这件事没有夸张的描写，只留下时间、地点和姓名。抗战历史由无数类似的名字组成。杨静娟的经历提醒后来者，和平并非偶然。 历史留下的，不只是牺牲，还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