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国外记者问她对毛主席的看法，她说，毛主席对我很好 这事儿得从1936年的陕北说起。 当时的延安，可不是现在咱们旅游看到的那个热闹样。那是黄土高原上的苦寒之地，虽然红旗漫卷，但条件艰苦得吓人。就在那年冬天，丁玲在这个“只有红军，没有文人”的时候，孤身一人跑到了保安。 咱们得知道，那时候丁玲在国统区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文小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她红透半边天。放着上海的咖啡不喝，跑到黄土高坡吃小米，这本身就是一种决绝。 毛主席听说丁玲来了，那是真高兴。为啥？因为她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在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太清楚“笔杆子”的分量了。他不仅亲自在大窑洞里给丁玲接风洗尘，还专门填了一首词送给她。这首词大家伙儿可能都背得滚瓜烂熟：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哪是普通的赠诗啊？这就是一道“委任状”，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毛主席这是在告诉丁玲：别光顾着写风花雪月了，在这个时代，你手里的笔，就是要把像毛瑟枪一样的武器！这种知遇之恩，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比给她金山银山还要重。它直接给丁玲的后半生定了调——她不再是那个迷茫的上海滩女作家，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丁玲自己也争气，她没把自己当外人，穿上军装就下部队，真把自己当成了“武将军”。 后来很多人拿丁玲后来受的苦说事儿，觉得毛主席后来“不管”她了。这种看法太浅。真正的爱护，不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而是当你走偏的时候，猛击一掌让你清醒；当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指一条虽然难走但绝对正确的路。 最典型的就是延安整风那会儿。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发了一些牢骚，批评延安依然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甚至有人上纲上线。这时候，毛主席是怎么做的？他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丁玲叫去谈心。 毛主席跟她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大意是说，批评是可以的，但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得先肯定这个党的伟大和光荣，然后再指出它的不足。如果上来就一通骂，谁受得了？ 这番话，丁玲听进去了。她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幡然悔悟”。毛主席是在教她怎么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正转变为一个能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作家。这种思想上的改造，虽然痛苦，甚至是脱胎换骨的疼，但对于丁玲这种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对他好”。 再后来，就是那部轰动世界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给丁玲指的灯塔。丁玲为了写这部书，那是真拼命。 那时候她腰痛得厉害，根本坐不住。要是现在的人，早就躺平养病了。但丁玲呢？她找了个高一点的火炉，把腰死死地贴在滚烫的炉壁上，靠着那股热气镇痛，然后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她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她要向毛主席证明：你看，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真的深入到农民中间去了，我写出了他们是如何“变天”的！ 在这本书里，丁玲没得那些花里胡哨的技巧，她就是老老实实地写人。写那个阴险的地主钱文贵，写那个想革命又怕事的农民，写那些复杂的阶级斗争。她把毛主席的土地改革思想，从干巴巴的文件，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后来呢？那二十多年的流放和监狱生活，难道丁玲就一点都不怨？ 这正是丁玲“独特”和“深刻”的地方。 在北大荒劳改的时候，在秦城监狱独处的日子里，丁玲始终没有丢掉一样东西——信念。她坚信自己是共产党员，坚信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这种信任，已经超越了个人际遇的得失。 她把政治运动的残酷，和毛主席作为一个领袖的伟大，分得很开。她明白，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个人有时难免会成为浪潮中的牺牲品，但这不代表领航员的方向错了。 甚至在晚年，她给孙犁写信，还在说：“怕这怕那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这口气，哪里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当年那个被毛主席点赞的“武将军”！ 那个国外记者问她的时候，心里预设的答案是“控诉”。他想听到丁玲说毛主席的坏话，以此来证明某种西方逻辑的正确。 但丁玲的回答，直接把这个预设给粉碎了。“毛主席对我很好。” 丁玲晚年曾说过，她只是一滴水，因为在大海中才没有干涸。而毛主席，就是那个指引大海方向的人。她看懂了历史的大逻辑，所以她能原谅个人命运中的小悲剧。 这才是大作家的胸怀，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