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邓颖超给身边工作人员写下身后需托付同志们做的几件事。其中提到：“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她还将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收了起来，每隔一段时间，让工作人员拿出来晒一晒，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等我走了，我的骨灰也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为国家节约钱。” 咱们来看看这笔钱到底有多少。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走完了她88岁的人生。工作人员按照遗嘱清点遗物，发现她留下的全部积蓄，加上买的国债，总共只有11000多元。 这就是两位正国级领导人攒了一辈子的“家底”。 在那个万元户刚开始冒头的年代，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人来说，简直清贫得让人不敢相信。但这笔钱，她一分都没留给亲戚，甚至没留给身边照顾她多年的工作人员，全部上交，当作了最后一次党费。 那他们两口子没有孩子，那对晚辈亲属是不是特别溺爱，给了很多钱？ 恰恰相反。周秉德是周总理的侄女，12岁就搬进西花厅，住了十几年。在她的记忆里，这位“七妈”虽然慈祥，但在原则问题上，那是真的“铁面无私”。 1982年，邓颖超立过两份遗嘱。在6月17日写的第一份遗嘱里，她特意加了一条关于亲属的：“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 她甚至还怕别人不信，特意举了个例子，说自己有个远房侄子，她从来没因为自己的关系给他提过任何要求和照顾。她把话放得很重：“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 但你要真以为邓大姐是个严肃刻板的人，那可就错了。在西花厅这个家里，她是最懂浪漫、最有人情味的那一个。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69年。那天周总理刚从越南吊唁完胡志明回国。当时的越南兵荒马乱，邓颖超在家里那是提心吊胆，生怕出点什么意外。 听说总理的车到了门口，她早早就在客厅门前等着。周总理一进门，这老两口之间发生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 赵炜回忆说，当时邓大姐几步走上前，像个小女孩一样对总理撒娇：“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漂亮女孩子拥抱，你跟我也拥抱拥抱，好久都没拥抱了！” 周总理听了，笑着把她搂进怀里，还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旁边的护士小姑娘都羞得扭过头不敢看，但大家心里那个甜啊。 这一年，他们都已经是古稀老人了，依然有着这种热情和理性交织的爱。 周总理工作起来不要命，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工作人员劝不动，最后还得邓大姐出马。她怎么做？她不吵不闹，就在院子里挂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安静”两个字。 周秉德回忆说，只要看到这个牌子，家里的小孩、工作人员走路都踮着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伯母在无声地宣告：伯伯在休息，谁也别打扰。 这就是默契。 甚至有时候，邓大姐还会派“小特务”去干扰总理工作。当时周秉宜才5岁，邓大姐就让她溜进办公室。小孩子走路像猫一样没声音，进去拉着总理的衣服就往外拽。总理一看是孩子，也没脾气，只能乖乖出来透透气。 这时候，邓大姐就在旁边看着笑。她是用这种方式，以此来守护丈夫那透支的身体。 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谁也挡不住。 1976年1月，周总理走了。那一年的西花厅，海棠花开得再好，也少了一起赏花的人。周秉德赶回家奔丧时，以为会看到伯母卧床痛哭。结果，邓大姐是站着的，她甚至反过来安慰孩子们：“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 她忍得太辛苦了。直到最后告别的那一刻，在八宝山，她才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坚强。周秉德看到，七妈一下子扑到棺木的玻璃罩上，哭喊着：“恩来，我们永别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啊！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这一哭，把几十年的委屈、不舍、爱恋，全都哭了出来。 总理走后，邓大姐其实过得很苦。她身体不好，多种慢性病缠身。她跟周秉德说过：“我身体有多种慢性病，我在苦斗，苦熬。” “苦熬”这两个字，听得人心疼。但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她依然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开始一项项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嘱托。 她早就想好了，要和恩来一样，死后不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赵炜一开始不理解，觉得这也太委屈了。邓大姐却说得很坦然：“我趁着头脑清楚，手还不抖的时候写出来……总理的都处理完了，我要把我这些都交代清楚，也是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 1992年，当她真正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含泪执行了她的遗嘱。 那个被她擦拭了无数遍、承载了两位伟人骨灰的盒子，最终被带到了天津。那里是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的地方，也是他们革命起航的地方。 伴随着海河的波涛，邓颖超的骨灰，终于和16年前周恩来的骨灰，在天地间重逢了。他们不需要墓碑，因为人民的心里就是他们最大的丰碑；他们不需要新居，因为那个旧骨灰盒里，装着世间最深情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