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天，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1961年冬天，中南海西花厅的暖气烧得很足，但陈洁如跨进门槛时，指尖却是冰凉的，周恩来起身迎了几步，脱口喊了一声“蒋师母”这三个字从黄埔军校时期算起，中间隔了几十年的烽火和恩怨，听着让人恍惚。 陈洁如没有心思叙旧，她甚至顾不上寒暄，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满屋子的客套击得粉碎：“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那个人也是共产党”这话说得急，带着几分凄厉的上海口音，为了这一刻，她已经通过廖承志递话铺垫了许久，手里攥着的不是普通的信件。 而是一大家子的身家性命，秘书端上来的热茶还在冒气，陈洁如已经把那一摞泛黄的材料摊在了桌上，最上面是一张1943年的《华美晨报》她手指点在报纸的广告栏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外面人都说久之在汪伪时期办报纸是当汉奸，可谁知道这广告栏里的密语”。 当年新四军能提前撤离，让日本人的扫荡扑了个空，靠的就是这些夹在商业广告里的摩斯密码，没等周恩来细看，她又翻出一张手绘地图，那是一张在此刻看来依然惊心动魄的江防图。 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前夕，陆久之在酒桌上把汤恩伯灌得烂醉，趁着对方不省人事，把江阴要塞的炮位和碉堡群一笔一划描了下来“为了这张图，解放军过江少流了多少血”。 陈洁如的声音有些发抖，“可现在，他却在秦城监狱里待了五年”周恩来的目光扫过那些纸张，神色凝重，陆久之的悲剧，在于逻辑链条的物理断裂。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存档的年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认证全靠上线的一张嘴，上线一旦出事或牺牲，下线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坠入“历史反革命”的深渊，陆久之被判了15年。 他在狱中喊冤，没人能听见，他在外面唯一的证人，只有眼前这位身份特殊的岳母，陈洁如从包的最底层摸出了最后一张底牌，吴克坚在1950年写的亲笔信，那是一道绝密指令：赴日策反，陆久之在那三个月里，白天陪叔父喝茶掩人耳目，晚上在银座的料理店里游说。 虽然没能拉回朱世明，但谢南光和吴半农最终踏上了归国的船“这些东西我藏了十年，不敢拿出来，怕越描越黑”陈洁如眼圈红了，“但再不拿出来，久之怕是要死在牢里”周恩来突然抬手，打断了她的陈述：“等等，他在上海地下党的代号是什么”。 “天乙”陈洁如深吸一口气，吐出这两个字，空气仿佛在这一秒凝固了，周恩来的记忆库瞬间被激活，他记得这个代号，1930年代，确实有一个神秘的“天乙”源源不断地送来日军情报。 1937年的江南布防图，1939年虹口机场的据点清除计划，每一份情报都曾经过他的案头，只因为单线联系人牺牲，这个代号成了只有功绩没有归属的“幽灵”现在，幽灵有了肉身，周恩来当即拿起红色的保密电话，直接拨通了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 他的指令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立即复查陆久之案，调阅所有涉及“天乙”的档案，两周内要结果，放下电话，周恩来看向陈洁如：“蒋师母，您放心，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只要档案对得上，很快就会放人”。 为了安抚这位特殊的客人，周恩来特意提到，组织上考虑到她在香港的亲属关系，可以特批她移居香港，来去自由，陈洁如站起身，想说什么，最终只深深鞠了一躬，她那双冰凉的手，终于有了一丝温度。 三个月后，1962年春天，秦城监狱的大铁门缓缓打开，陆久之走出来时，阳光有些刺眼，陈瑶光搀扶着丈夫，陈洁如就站在车边等候，她把一块金壳怀表塞回女婿手中，那是当年鲍罗廷送给蒋介石的，后来流转到她手里，如今物归原主，像是在告别一段荒谬的历史。 不久后，陈洁如改名“陈璐”，独自移居香港半山的一栋公寓，海峡对岸的那个男人听到了风声，蒋介石派戴安国送来了生活费和一封信，信里写着“风雨同舟，照拂未尝去怀”多讽刺，当年为了和宋美龄联姻，蒋介石逼她跳海自尽时，可曾想过“风雨同舟”。 陈洁如收下了钱，那是她应得的生存资本，但那封信，她随手扔在了一旁，连回信的只言片语都没有，对于陆久之来说，平反后的日子恢复了平静，他晚年在上海文史馆工作，绝口不提当年的惊心动魄。 但在他家里的墙上，始终挂着一张1946年的黑白婚纱照，那是他和陈瑶光结婚时拍的，当时他穿着国民党少将的军服，实际上却是陈赓大将的单线联系人，照片的背面，陆久之用钢笔写了一行力透纸背的小字：“潜伏十八年，终于能对着太阳照相了”。 西花厅的那次会面，在浩如烟海的党史档案里可能只有薄薄一页，但周恩来在那十分钟里的决断，把一个被时代误读的“汉奸”，修正回了“同志”。信息来源：中安在线——周恩来两个通宵教他打手枪
